但这事王安石不能明白地指出来，韩琦的地位不同。英宗皇帝是他扶植上去的，就凭英宗不肯出席仁宗大奠之大不孝，若没有韩琦居中调解，如今的曹太皇说不定已经把英宗给废掉了。而今上登基时，韩琦又是以宰相身份，依遗诏辅赵顼坐上御榻。
相三帝扶二主，韩琦的功劳，不比前朝的郭子仪稍小，实实在在的定策元勋。韩稚圭在天子心目中的地位，朝野内外无人可比。王安石也自知不能相提并论，单是资历、人望和权威就差得太多。尽管就是因为这些功绩、人望、权威，使得韩琦不得不避忌出外，但只要他远远地说一句，东京城照样得抖上几抖。
如今在天子周围，还有谁不反对新法的？好不容易安排了吕惠卿为崇文院校书，在天子近前以备咨询。但据说吕惠卿的父亲最近身体并不好，可能过段时间他的第一号助手，便要丁忧归乡。
均输法得罪了京城里的豪商们，因为他们通常与宗室联姻最多，所以一并得罪了宗室。青苗法得罪了以高利贷为生的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农田利害条约还好一点，不过是鼓励地方修造水利，多多开辟荒田，可说不定在实行过程中，地方官员会摊派劳役和费用，还是会惹到一批地方世族。
太急了！王安石视线漫无目标在黑暗中游走，心中叹着，实在是太急了！一次过便捅了几个马蜂窝，如何不会朝野骚动。
可若不是年轻的皇帝心急，他又何必接二连三推出各项变法条令？一年颁布一条，有个缓冲的余地，方才是正理。
变法之要，首在得人。他王介甫仕宦三十年，沉浮官场，纵然不愿同流合污，却如何不知循序渐进的道理？让提拔起来的人才在历练中分出高下，辨明贤愚，这才是正道。但天子等不得，国库等不得，均输法、青苗法，农田利害条约，一桩桩法案颁行得如此仓促，不都是因为赵顼想快点看到成果，所以要尽速充实国库吗？
可现在好了，因为韩琦的一封奏章，赵顼便变了颜色。
王安石悠悠长叹，若天子不能坚持，他入朝两年来一番心血又是何苦？
如此下去，一切都要打回原形，就像仁宗庆历年间的那次新政，起得轰轰烈烈，去的悄无声息。范文正当时的人望并不在自己之下，意欲革新的意志尤其坚定，他一笔一勾地划去不合格的官员，连“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的话都说出来，欧阳永叔又抛出了《朋党论》，以对抗吕文靖【吕夷简】一派的指责，为了推行新政，他们得罪多少人？但最后，仁宗皇帝退缩了，还是一切成灰，出京的出京，贬职的贬职，烟消云散，仿佛一场噩梦。
说起来，如今变法的危局，其实就是庆历新政的翻版。如果不能度过这道难关，二十年前范仲淹的失败和落寞，便是日后他王安石和他的一众助手的下场。
王安石绝不甘心！
他等了几十年，好不容易才等到一个实现心中抱负的机会，哪能就这么化为泡影？
但局势危急如此，以韩琦为主的反变法派已经磨刀霍霍，要想斗败他们，只有破釜沉舟一途！
抬手从书架上抽来一片纸，王安石提起了笔，开始草拟起自己的请郡出外的辞章。
他要辞去参知政事之位，到地方上去——如果赵顼不能给他一个满意的交代。这是以退为进，也算是给天子的最后通牒。
没有犹豫不决的余地，王安石必须让皇帝从他和韩琦之间做出一个选择。就让天子自己衡量一下好了，究竟是继续推行变法，以求富国强兵，还是按照韩琦这些老臣的想法，狗苟蝇营地拖下去。
这就是王安石的性格，言不苟志，行不苟合。一如他早年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所言——“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
世人说他是集天下人望三十年。这不过是因为他屡次拒绝入京担任天子近前的侍从官，而留在地方上的缘故。不爱名位，性格清介，儒生们都在夸赞这样做的王安石。
不爱名位？
错了，他王安石爱名位！只有拥有了名位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不爱名位的种种表现，只是过去的三十年一直没有得到一个一展才华的机会。只有天子支持，他才会坚持。
辛辛苦苦写了万言书，天子也不给个回复。所以当王安石看到仁宗皇帝无法坚持变革朝政，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自担任过度支判官后，他便拒绝再担任修起居注一职。
修起居注的任命，是记录天子的言行，天天都能面圣，是晋身的快车道。平常官员照规矩推辞个两三次便会接任，司马光也只辞了五次。可他王安石硬是辞了九次，甚至为了躲避传诏的内臣而避身到厕所里，这不是待价而沽，不是欲擒故纵，因为他实实在在地不想做。虽然最后还是接了下来，却是因为可以转任知制诰的缘故。跟在天子身边记录言行，王安石实无兴趣，但能够成为为天子草诏的知制诰，可以封还词头，拒绝草拟错误的诏令，直接参与朝政，这样的职位王安石不会拒绝。
但无论是接下来的知制诰，还是后来再次转任的纠察在京刑狱，他都没有作出什么建树。仁宗末年官场上的死气沉沉，让王安石觉得窒息。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高官厚禄又有什么意义？趁了母丧离开京师。寻常官员回乡守制，都盼着能夺情起复，没几个甘愿守满三年。而他硬是在金陵住了四年还多，其间授徒讲学，就是不出来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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