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他们的对话，看着越说越兴奋的两位师长，韩冈开始为下一科的明经科贡生们担心了。有两位鸿儒御史盯着，而且都是有资格成为主考官来主持明经科举试，明经贡生将要面对的考试怕是前所未有的难度。要是听到日后的明经比进士还难考，落榜的考生跑去叩阙喊冤的消息，韩冈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
“对了！玉昆，”张戬比程颢早一步从对明经科考题的讨论中回过神来，毕竟这里不是讨论事情的书房。想起还有客人在，他补救似的问着韩冈，“最后一道断案，你方才说过判的是阿云案吧？”
韩冈点点头：“正是。”
“登州的？”张戬又追问了一句。
“的确是出自登州。”
听韩冈如此说，张戬和程颢的脸色有了些变化，一齐问道：“玉昆你是怎么判的？是流刑？还是绞刑？”
韩冈不知张、程二人对阿云案的看法，但想来应该不会跟王安石一条路——也许为人温和的程颢有些难说，但以张戬的性子，和他对纲常的维护，他肯定是支持大理寺的判断，判阿云绞刑。
韩冈与王韶王厚讨论阿云案时，是从司法程序上，来阐述自己的观点——阿云与韦高是丧期为聘，未婚夫妇的关系是非法的，不当以此为前提来决狱。
但在儒门弟子程颢和张载前面，他不好这么说，因为此番言论已经近于法家了，而是最好要表现出自己的儒学水平。同时自己早早地看过有关阿云案的朝报，这件事形同作弊，韩冈也不想承认。心思一转，便不理法律条文，只往儒家大义上领：
“圣人之言，皆是以仁为本。阿云未伤人命，罪不至死，故而学生判的是流刑。”
“以仁为本？”
韩冈为之解说：“仁为本心，礼为纲常法纪，而中庸为行事之道。仁、礼、中，这三个字，是学生近来读书的一点体会。”
“仁、礼、中？”张戬轻声念着，韩冈的观点并不出奇，可单独把仁礼中三个字提出来的说法，却也不多。
“圣人之说本心是仁，一部《论语》，涉及仁之一字几达百处。而礼之一事，夫子说得更多。仁和礼是名教之根本，也是圣人在兹念兹的两个字。”
“那‘中’呢？”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乃行事之法，临事不偏、执两用中，此为中庸之道。”
虽然韩冈说得很简洁，甚至有些偏驳，但中庸的思想向来被程颢所看重，韩冈能看到这一点，并着重提出来，程颢听着有些欣慰，不禁点头微笑，不枉他这些时日的一番教诲。
韩冈的底子程颢看得很清楚，张载的这位弟子才智过人，善于为人处世，治事上亦有长才，但学问上却有所不及，对经义只是囫囵吞枣，并没有深入的钻研。无有大道守本心，程颢便担心这韩冈的才智会用到歪处去，故而他才不避嫌疑地悉心教导，希望让韩冈日后不会走偏了路。
韩冈的论断不算严谨，而且太过简单，圣人之道，岂是三个字就能概括的？但韩冈在求学中，能有所思、有所感、有所发，在程颢看来，已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韩冈的心性虽难以继承张载或自己的衣钵道统，但若他能秉持“仁礼中”这三条行动处事，却已不失为一君子。
韩冈见程颢点头而笑，心中亦是一喜。这代表他对儒学理论简单直接的归纳得到了儒学宗师的认同。
所谓“我注六经”，将经典往繁琐里解释，一个“若曰稽古”，就能扯出十几万字的注释，这是汉儒唐儒的习惯。而抛弃这些琐碎的注疏，而直接取用儒家经典的原文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我”为主，而不是以“经”为主，即“六经注我”，这是宋儒的做法。
在此时，重新注释以《论语》为首的儒家诸经并不稀奇。泰山先生孙复便倡导舍传而求经，著《春秋尊王发微》，弃《左氏》等春秋三传于不顾；安定先生胡瑗，著《论语说》，徂徕先生石介有《易解》，公是先生刘敞有《七经小传》《春秋权衡》，亦是别出机杼，不惑传注。气学张载、理学二程，他们也莫不如此，皆是对儒家诸经有着不同于汉唐注疏、属于自己的见解。
韩冈也是一样，虽然他如今对九经的各部主要注疏，都能深悉大意，说个八九不离十。可他对这些扣着经典文字，一字一句加以注释，比经书繁琐了千百倍的注疏，却没有多高的评价。
韩冈一直认为，要想传播思想，理论是越简单越好。所以他就把儒学根本归纳成简单的三个字——仁、礼、中，而直截了当放弃了对经文的注释。只观大略，不暇细务，以这八个字为自己辩解，韩冈自认站在儒学大家面前也不会露怯。
“以冈之愚见，儒者之行不外乎守仁心，尊礼法，执中道。仁为礼本，以阿云案论，若韦高被杀，阿云自当斩，若韦高重伤不起，也是当处以绞刑，但韦高不过是轻伤，为些许微伤害一命，却有违仁恕之道。弟子观阿云之罪，杖遣过轻，杀之过重。杀人偿命，伤人服刑，所以学生便判了流三千里编管。”
仁为礼本，如果按照韩冈的想法，后世所谓吃人的礼教，便是只有礼而无仁，走入了邪道，并不是真正的儒家。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样的违反仁道的说法，便是对儒学最无耻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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