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陛下。‘片言可以折狱者’，子路一人也。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驩兜不能蔽也。治政如是，治学亦如是。当博学之，方能审问之，明辨之。”
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宋用臣话音刚落，韩冈就再一次站起了身。迫不及待，选择直接开战。不能顺着皇帝心意，要不然仗就难打了。
“子曰：‘好古，敏以求之’。陛下循圣人之教，追崇唐虞之三代，不为不善。然时过境迁，礼法亦应时制宜。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损益，可知也。陛下欲追三代，不可不损益之。三代之治亦多有难行于世者，今当付之公论。”
蔡卞前面受了气，正等着韩冈，立刻反驳，“先王之道，仁也。先王之术，礼也。《周官新义》，明先王仁礼之本意。煌煌之作，烛照百世，何须再议与群氓？”他挑了一下眉，“卞敢问枢密，何者为应时制宜？”
“以先王之法考之，又以实验之。验之得实，又合先王之法，人情所顺，可为‘宜’也。非此，则悖于时。不说读周官要应时制宜，就是论语亦须如此。论语曰：君薨，百官总己听于冢宰三年。今日可行否？”韩冈反问。
古时天子驾崩，新君要守制三年，这三年里，百官悉听命于宰相。这是孔夫子所说。
于今当然是不可行的。这不是出权臣的问题了，而是被篡位的危险了。如今天子服丧，皆以日为月。哪里会将国政交托给大臣？
“自是不可。”不等蔡卞组织好言辞，韩冈就自问自答，“三代所行良政，于今已不可行。三代之国，国小而民寡，事不繁，讼不多，君王可垂拱而治。皇甫谧《帝王世纪》有载，禹之时，天下人口一千三百五十万。成王时，天下人口一千三百七十万。又裂土分疆，甸服不过五百里，五百里外封侯，千里之外，就得抚之绥之。广南鸟兽居，江左蛮夷地。冀北有狄，雍西有羌。王命难离黄河南北。可见国之小，民之寡。于今四百军州，疆域万里，人口以万万计，岂是三代时可比？小国寡民可以清静无为治之，而今疆土人口远过之，又如何不当应时制宜？”
“应时制宜，相时所变者，用也。其体当如一。”王安石以体用论回应韩冈，体，是本质，用，是表象，不论时代是否变了，根本和本质的东西是不会变的。他又转身面对赵顼：“臣奉陛下之命，作三经新义，一道德，变风俗，十余年来，小有成果。然如今风俗虽稍变，道德尤未一。臣虽老迈，不敢辞其责。但各家之说，亦有可取之处。诚不可弃，当择其善者而用之。”
赵顼的心意，王安石明白了。并不是要压制韩冈，这并不是聪明的做法，而是将他纳入体系之中。在重释经典的无穷多的争议中，将他的精力消耗殆尽，不再为患。
王安石方才确定了韩冈态度，不再有何犹豫，先配合把韩冈弄过来编书。《三经新义》不可更动，但五经之中还有《易》和《春秋》未解，慢慢跟他争好了。
新法难以撼动，新学又在国子监中成为钦定的教科书，想要改变这一切，根本不可能。王安石也不会像变法之初时那般，有不合己意的论调立刻加以攻击，要除之而后快。十几年的时间沉淀，已经给了他足够的自信。就是总能别出机杼的女婿，王安石也有信心让他心力耗尽。毕竟在五经之中，《易》和《春秋》是公认的麻烦。
“敢问平章，何者为善？”韩冈转身面对王安石，“孔子曰：尊德性而道问学。治事当诚于实，论学、治学亦当以实验之。如若不实，不可称善。”
“枢密之实，可是道理之实？”蔡卞斗志满满，又率先反问，“枢密旧年曾经讲过以‘旁艺近大道’，如今再看，却将旁艺作大道。”
韩冈所倡导的学术，很难被经义所约束，实际上也完全跟经义挂不了钩。蔡卞毫不客气地指出了这一点，还把韩冈当年学业尚未有成时的话，当面丢了出来。这也不算是秘密，当年知道的人就不少，现在也早传开了。
“傅说，版筑之徒。为殷高相，国大治。其何以治国？技近乎道也。触类而旁通，举一而反三，于版筑间，治国之术已明。”
蔡卞冷笑了一声：“看来枢密觉得不需要读书了？”
“皋、夔、稷、契之时又有何书可读？”韩冈看了对面王安石一眼。
王安石脸色黑了三分，韩冈是戳他的软肋。
当年王安石初入政事堂，与同列宰辅争论变法，曾“公辈坐不读书耳”，当时同为参政的赵抃反驳道：“君言失矣，皋、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堵得王安石一时没话说——尧舜和他们的臣子所在的时代，当然是不会有儒门经典，也就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而已。
不过韩冈紧接着又对蔡卞道，“圣人之所以为圣，就是因为圣人留下了《诗》、《书》、《礼》、《易》、《春秋》，使后人有书可读，贯通之后可明道理。自此世人有了通衢大道可走，不必辛辛苦苦从头自悟。只是当有了经典之后，却让世人少了应用。读书人性情、智识、阅历迥然有异。对经典的理解也各不相同，这就是传注多歧的缘故。若想明辨其对错是非，就只能再以实验之。‘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不能惑于传注，惟诚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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