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苏轼、苏辙，他们能通过阁试，都有考官没有刻意刁难的因素在。渊博如欧阳修，都能对苏轼杜撰的典故不敢轻下结论，苏轼、苏辙难道能比欧阳修强出许多？
韩冈不知道黄裳会遇到什么样的题目，也不想知道。怎么出题才能让王安石满意，又不开罪自己，这是崇文院中人需要考虑的。韩冈要看的只是结果。
制科不会像进士科举一般的锁院，但必要的隔离还是少不了。出了题之后的几日，参与出题的几名三馆秘阁成员，都要被约束在秘阁之中，直到开始考试为止。不过这样的制度，远比礼部试要容易钻空子许多。一众考官，更加容易受到场外因素的影响。
但韩冈要的只是一个公平的机会，并非特意的照顾。
党争虽然已经是个现实性的问题，可韩冈并不觉得要不择手段地去体现党同伐异四个字。
如果在没有人下绊子的情况下，黄裳不能通过阁试，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韩冈也不会因为他被黜落，而针对那些考官下手。
拿起一张夹在《常用字字书》中的纸片，韩冈看了一阵，最后摇头一笑，随手便丢进了盛满水的笔洗中。
草草写了几行字的纸片只有巴掌大，在笔洗内很快就湿透了。韩冈再拿着笔杆搅了一搅，便烂做了一团，再也看不清上面的字迹。
这样就行了。
韩冈想着。
第十章 千秋邈矣变新腔（一）
在考题公布之后，宗泽便松了一口气。
进了贡院中之后，宗泽便一直感到有些压抑。贡院里面的空气，都仿佛比外界重上几分。更何况由两位知贡举带领考官、考生一起向先圣参拜的仪式，庄严肃穆，更是给一众士子平添了一份压力。
宗泽曾经听前辈说过，贡院中多有冤魂，全是屡考不中、郁愤而亡的士子。应考的贡生们只要心思一乱，立刻就会被缠上。
再有才学的士子，一旦乱了心境，也会连普通人都不如。
当然，为什么有圣人坐镇贡院里面还会有冤魂？何况这座贡院还是新修，开门迎客也就几次，能死几个？
这一点，那位专爱说鬼故事的前辈就不能自圆其说了。
今科的考题，在经义上没有什么特别，只不过出自《诗》、《书》、《周官》中的内容比预计中少了很多，很可能是《三经新义》给人琢磨透了，所以干脆减少一部分，以加强难度。
而之后策论的题目，让宗泽在安心之余，又忍不住摇头苦笑，为那几位爱猜题的同窗担心起来。
熙宁六年礼部试的策论是史论：以秦与商鞅之事为题；九年则是策问：天子因天下灾异频频，而问策于考生；元丰二年也同样是策问，因为当时的形势，加上主考是去过辽国的许将，策问的内容有关西、北二虏。
连续两科都是策问，所以这元祐元年的礼部试，大部分士子都觉得应当不该是策问了。
但宗泽没有管过去是什么情况，策与论，他都下了功夫去用功。
事实证明，铜板连丢两次叉，第三次还是有可能继续是叉，而不会变成快。
宗泽也赌博，掷铜板有字的那面叫叉，没字的那边叫快。他平常常玩三星，三枚铜板要掷出一色的浑纯，难度甚大。但一枚铜钱除非是要掷出侧面朝上，否则叉和快都是很容易出现。
不过有一点宗泽是清楚的，这一次不论是出现哪一面，都跟上一次的结果没有任何关系，只看老天和运气。
虽说考题的内容与人有关，不过猜测人心所向，大概也就跟掷铜板差不多。
所以这一回以为策论的体裁会是论而不是策的考生，全都赌输了。
宗泽虽是赌赢了，不过也没敢太沾沾自喜。
不论是策，还是论，一般都会切合当今的形势，但同样一件事，在不同立场的人眼中，必然是有着不同的意义。
故而还要看主考官，他在朝堂上是站在什么立场，过去又有什么经历，本身又是什么样的文风，又有什么样的忌讳。这都是需要事前去了解的。
若是不去注意，一头撞上墙去，喊冤都没人理。
君不见当初欧阳修为一洗文风，在他主持的礼部试上，刷落了多少名震士林的考生，以至于在路上被人围攻，可终究是一点用都没有。被取中的去宫中参加殿试，被刷落的扎欧阳修的草人也没能让欧阳修少吃一碗饭。
宗泽仔细地审视着题目。
去除无谓的辞藻，今次策问的论点只在于绍述二字。
这道题乍看起来难度并不大，也符合考前的猜测。就算猜错了体裁的考生，看到内容后，就会安心许多。
绍述就是继承，先帝新丧，若要说针对何事，不问可知。题眼当然是论语中的“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这一句。但要如何联合实际进行阐发，并给敷衍出一篇让考官满意的文章，就很让人头疼了。
宗泽越是思量，越是觉得这道题里满满地皆是恶意。
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
但新法便是号称效三代之法，变祖宗之制。
这当如何说？
说起来，也不是没有办法。
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这不是名家独有的特技，正常的士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而在不同人面前，将一件事正说反说都说通，也非是纵横家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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