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了走了一阵，赵顼终于出声：“王卿，王韶他们何时会到京城？”
赵顼这是在明知故问，王安石知道年轻的天子这些天来，对王韶的行程一直都放在心上，什么时候走到哪里，他都很清楚，现在只是开场白而已：“王韶当是在这几天就到了。”
“人既然都快到，关于渭源之战的赏格怎么还没定下来？”
“此为枢密院所辖事务，陛下可召文彦博来询问。不过枢密院至今尤要治韩冈、王舜臣用兵不力之罪，赏格也便难以订立。”
“因为缘边安抚司前后加起来总计接近千名的伤亡？”赵顼停住了脚步，回头对王安石叹道：“这一战，战马也的确折损得太多了。”
王安石默然，渭源一役连战死带病死的战马超过了三百匹，如果加上蕃人的，则接近一千匹。
“比秦凤、泾原两路今次的损失加起来都多！”赵顼说起战马的损失，就是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因为大宋军中的战马实在太少了。
有马的称作骑兵，没马的唤作步兵。可是在如今的大宋，就算是骑兵，也不一定有马。“天下应在马凡十五万三千六百有奇”，这是去年枢密院连同群牧监一起统计上来的数字。也就是说这十五万三千六百匹马，是如今大宋军中的在籍军马总数量——包括了驮马、驿马和战马。而以驮马、驿马及战马之间的数量对比，一般是在三比一左右，也就是说真正可以上阵冲杀的战马大约是在四万多。
这些战马基本上都分布在河北、京中和陕西、河东，尤以关西缘边四路为多。其中分配到秦凤路的战马为五千。
但是就跟登记在兵籍簿上的人数和实际的兵力之间，有着极大差别的情况一样。秦凤路写在纸面上的战马数量，其实也跟真实数目有着很远的距离。明面上的五千骑兵，实际上仅有四千余人，其中拥有战马的，则更是降到了三千多。
除了秦州城中的两个指挥接近满编，其余驻扎在各个边境城寨的骑兵指挥，基本上只有六成到八成不等的兵力。而且这还是在年年战事不断、兵员空额不多的秦凤路，如果是在河北、中原等地，情况其实会更糟。
赵顼只是对军中的空额稍有了解，看到今次在渭源的骑兵损失，就已经心疼得不得了。而在地方任官三十年，在群牧监也做了几年判官的王安石，对军中弊端，比赵顼肤浅的认识可是深刻十倍。
——陕西河东的实际兵力，可以按兵籍簿上的八成算；京中、河北则得按六成计；蜀中、荆湖能动用的军队，大概是实际数量的四五成；至于江南，直接当作没有比较好，那里的军队做小买卖的本事比拉弓射箭要强，在官宦门下奔走的时间比拿着刀枪的时候要多。而战马的情况也是与人一样。
除了战事不断的陕西河东以外，大宋其他地方的军队早就烂透了。在军中势力盘根错节的将帅，把大笔的军费花在自家的宅院里。占据了每年国家财政支出八成的军费，就这么让大大小小的军痞给分块吃掉了。有多少用在了兵备上？
王安石为王韶辩解道：“如果王韶建功，顺着熙河而来的战马，能把所有的亏空损失都填满。”
“可汉儿的确不如蕃人堪战。托硕、古渭两次大捷，王韶动用的都是蕃人，损伤少得可怜，而今次对上的禹臧花麻，让王韶动用了缘边安抚司的军队。最后的结果是其他人只是被迫退而已，虽为大捷，但损伤比起之前两次，可是要大得太多。这样看来韩绛在延州做得还是有原因的，虽然强取了庆州广锐军的战马，但蕃人有了马后，就是如虎添翼。”
王安石一时不知该如何说才好。对于陕西宣抚司内部的事务，他不好插手干涉。而且韩绛其实是代王安石去的陕西。就在去年，因郭逵对横山的战略与种谔相争，还有朝中对新法的攻击，使得王安石曾有了自请出外去陕西的念头。
当年庆历新政的失败，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主持新政的范仲淹，因三川口之败，而离开京师去陕西代替范雍任陕西宣抚使。当时王安石若是去了陕西，新法也很有可能就此夭折，韩绛对王安石的恩情甚多。在情在理，王安石都不便在陕西军务上干涉太多，反而要为他鸣锣开道。
“也不知横山那里能给出什么答案。”王安石心里想着。
韩绛和种谔在罗兀城上的失算给了宣抚司上下当头一棒，韩绛现在的做法，很明显现在是在拯救横山的危局。相较于横山，河湟的地位就不那么高了。
如果在十年前，或是二十年前，当党项人倾巢而出，关西四路没有被攻下一座重要的城寨就已经是个可喜可贺的胜利。
可如今，大宋的国力日盛，对于仅仅是逼退敌人的胜利，再算不得什么功劳。就像今次的渭源之战，让禹臧花麻狼狈而走，虽然因为对付的敌人不同，而难度则更高，只是跟前两次大捷的战果比起来，感觉上还是黯淡了许多，赏格怎么也高不起来，对此不满意的人也很多——不仅仅只有天子一人。
至少韩绛是不满意的。从他这段时间的几份奏章上可以看得出来。他对秦凤路不能全力支援横山颇有微词。他现在一门心思都放在罗兀城上，靠着他的宣抚使身份从各路征调粮秣，通过了近一年的积累，韩绛在关西已经有了不低的名望。关西诸路的大概是为了求一个耳根清净，也都答应了他的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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