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地方主导的外交形式被称为牒状外交，也是宋代中国和日本唯一的官方外交方式。
不过中日两国的官方牒状次数很少，有史料记载的仅有十四份国牒，其中九份是大宋送往日本的国牒，五份是日本送往大宋的国牒。
也就是说，明州州衙并不是个合格的外交机构，恐怕大部分知明州事的官僚都不知道自己肩负和日本邦交的使命。而且在日本国自己的史料记载中，曾经出现过“赐日本国王”和“送日本太政大臣”的内容——既然可以对日本太政大臣用“送”，为什么还要对日本天皇用“赐”呢？
完全是不懂外交的官员在瞎胡闹嘛！
“崇道，你想让云台学宫代替明州州衙，成为对日本国外交的衙门？”
苏东坡居然知道明州州衙有个对日邦交的工作，他也猜到了武好古的心思——武好古就是想把对日本牒状外交的权力拿下！而且他还想在将来拿下对高丽国、占城国、真腊国、爪哇国、三佛齐国、天竺诸邦国还有大食等西方诸国的牒状外交权力！
不过首先要拿下的，还是对日本国太宰府（这是日本朝廷设立的一个外交通商机构）的牒状外交权。
以后不再是明州州衙移牒日本国太宰府，而是由云台学宫移牒日本国太宰府。
也只有这样，云台学宫才能有效展开对日布道传教的活动——先得在书信上哄哄人家不是？怎么都得管白河院叫声“法皇”吧？“天皇”和“上皇”是不能叫的，但是“法皇”有点模棱两可，有点像佛教“法王”，是个大和尚的宗教称号。
当然书信的抬头也不能用“赐”或者“敕”这样扎眼的字儿了，这种便宜没啥好占的，也占不了。
“老师。”武好古笑道，“云台学宫如果不能移牒日本国太宰府，我们怎么和日本国掌权的法皇直接接触？没有日本国法皇的同意，我们又如何在日本国的平安京、博多港、难波等地开设书院？”
“日本法皇？”黄庭坚插话问，“日本国的官家怎么叫这个名号？听着有点像和尚。”
“不是有点像。”米友仁笑着解释道，“人家就是个和尚。”
“甚？”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笑了起来，“和尚怎么做了官家的？”
“不是和尚做官家。”米友仁道，“而是日本国的官家做了和尚……不过大权还是掌握着的。”
“元晖。”苏东坡奇怪地问，“你怎知道的？”
一旁的米友仁替武好古解释说：“老师的一个朋友，大相国寺的高僧临政大师在三年多前去了日本，还得到了日本国法皇的宠幸，做了僧官。是他托商人捎信回来说的……那位日本法皇对我老师的画技非常喜欢，还想请他去日本国画像呢。”
“哦？崇道，你要去日本国？”
武好古笑着摇头：“学生自然不去了，学生还要跟着老师习儒呢……不过可以差米元晖走一趟。”
“我去？”米友仁马上露出了为难的表情。去日本国可要飘洋过海的，万一船翻了可怎么办？自己有大好的前程，可不能最后淹死在东海里面。
“你不想去？”武好古看着米友仁，笑着说，“那就叫张熙载去吧……不过得给他求个官身才好上路。到时候再我再向官家求个画儿，交给张熙载一起带去日本国送给他们的法皇，这样法皇就不会拒绝我们云台学宫去开设书院了。”
以宋徽宗的名义送出的，将是一幅武好古画的佛教油画。武好古准备画智深大和尚，还要画得庄严神圣——要勾起白河院法皇“化身为佛”的欲望，这样一来他就不会拒绝云台学宫在日本国开始书院的请求了。
毕竟，“化身为佛”对白河院来说，有着更大的利益！
别看白河院现在号称“威满四海，权振一天”。可是他所代表的日本皇权仍然非常衰弱，他的威权基础其实是新兴的武士阶级——被称为白河院北面众随的武士团体，以及在洛北白河一带修建的所谓“御寺院”。
顺便提一下，现在的日本国名义上其实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并不是名正言顺的封建——封邦建国是没有的，但是朝廷控制的土地人口却是越来越少，都落到了庄园和寺社手中。
所谓的“庄园”，其实就是堡坞，就是私人城池，就是类似辽国头下军州一般的存在。并不是那种只管种地的庄园。而是一个拥有武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给自足的割据形式。
而寺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庄园，同样可以用于土地、封户和僧兵以及效忠的武士。
白河院为了扩大自己的威权，也不得不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分封给忠于自己的武士、寺社，从而让朝廷直辖的公田进一步减少。这很有一点引鸩止渴的意思，只管自己爽，不管子孙死活了。
不过白河院也不是一点不为将来考虑，他在位的几十年中，还是多次实行“庄园整理令”，用以争夺公卿控制的庄园和不忠于自己的寺社。
而为了争夺寺社的控制权，将自己神化就成为必要了——他出家做法皇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方便夺取寺社。神圣庄严的“化身为佛”油画，在争夺寺社的时候，就能派上大用场啦。
另外，武好古准备输送到日本去的儒学思想，也有利于白河院控制北面武士。儒学是讲三纲五常的，其中最重要的不就是君为臣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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