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假寐，想试验他道行深浅，被阳明一眼看穿。阳明不慌不忙，在他身边坐下，摸他的脚。和尚觉得他不是个酸腐文人，就“醒”了，道：“路险，何得至此？”
阳明没有回答他，只说自己想讨教修炼上乘功夫的方法。和尚见他对佛学颇有见解，便同他谈论大乘教义。俩人越聊越投缘，大有相见恨晚之感。18年后，王阳明重游九华山，而异僧早已远去，不禁发出“会心人远空遗洞”的感慨。其心心相印，可以想见。
九华山之游让王阳明看清了道家和佛家各自的局限，同时又吸取了两家的精华，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而此时的北京正流行诗文复古运动。这是一场由李梦阳、王廷相为代表的“前七子”发起，反对当时千篇一律的八股式文章的文学改良运动，同环绕在内阁首辅李东阳周围的“茶陵诗派”针锋相对。
李梦阳绝对是愤青的偶像，他傲睨当世，曾上书孝宗皇帝，历数皇后之父张鹤龄的罪状，差点为此送命；出狱后在街上遇到张氏，他仍痛加斥骂，并用马鞭击落张氏两颗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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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2）
“前七子”中另一个何景明更变态。此人在京城做官时，曾让仆人带一只便桶去赴宴，席间竟坐在便桶上读书，以示对时人的不满。
这帮人之所以这么傲然不屑，一是有资本，二是文坛确实死气沉沉，让人难以忍受了。
李梦阳行文自由、感情真挚，最可贵的是能直抒胸臆、针砭时事，曾激愤地写道：“若言世事无颠倒，窃钩者诛窃国侯”，很有点韩寒的味道。而何景明更是在《东门赋》中通过一对濒临饿死的夫妇的辩说，得出了“潜寐黄泉，美谥何补”的结论，鲜明地亮出了反对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教条的旗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问题是李东阳也是大文豪，人4岁就能写径尺大字，乃至景帝朱祁钰召试时竟喜而抱至膝上。
一次，父亲带他进宫考神童。李东阳人小足短，跨不过门槛，考官笑道：“神童足短。”李东阳随口对答：“天子门高。”临考时，李东阳坐上考席，父亲站在旁边，考官出一上联：子坐父立，礼乎？李东阳当即作对：嫂溺叔援（嫂嫂落水小叔子去救），权也。
此时，朱祁钰正在品尝御膳房的螃蟹，便以此为题出一上联：螃蟹浑身甲胄。李东阳略加思索，对以“蜘蛛满腹经纶。”朱祁钰喜而赞道：“是儿他日作宰相。”
从天顺八年中进士起，李东阳立朝五十载，历任礼部、户部、吏部尚书、内阁首辅，参与内阁机务长达十八年。
由于文官集团在成化朝饱受黑恶势力的摧残，或贬官或隐退，一度与皇权产生了距离感。等到老好人朱祐樘一上台，文官们都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又来了。于是，左愤右愤纷纷登场，与皇权之间的信任关系重新建立起来。
这从李东阳对宪宗朱见深和孝宗朱祐樘流露出的不同感情就能看出。
李东阳为这两个皇帝分别撰写过悼词，孝宗的悼词极尽赞美，比如：极意穷幽隐，虚怀仰治平。近臣常造膝，阁老不呼名。
而之前给朱见深开追悼会时，李东阳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总不能说“御姐甲天下”吧？于是只好绞尽脑汁编些空话来凑数。实在编不出，就把后代拉出来凑数，说些“欲知圣泽远，圣子复神孙”的鬼话。
因此，孝宗朝的李东阳虽然也痛陈朝野弊端，却从未表示过对朝廷的失望。相反，这恰恰是他求治心切，追慕“三杨”和仁宣之治的内心写照。因此，李东阳继承“三杨”衣钵，续写僵硬空洞、华而不实的“台阁体”诗文的举动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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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朝廷被划分为两代人，一代是先朝旧臣，另一代是当朝新进。就跟现在的80后骂90后是非主流、脑残、小Loli，90后骂80后是宅男、腐女、伪小资一样，弘治朝的斗争也异常激烈。
新生代以李梦阳为代表，他不像李东阳那拨人因为经历过天顺、成化两朝的政治环境、人世风波，人格已变得干练老成，而是充满了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这帮人搞文学复古就跟现在的很多小青年穿着汉服到处乱跑一样，其本质是出于对现实状况的不满，李梦阳就曾在《上孝宗皇帝书》中公开指出国家已患元气之病，不改必亡。
李梦阳开的药方只有两个字：复古。他认为唯有复古才能振作士气，革新朝政。而王阳明的设想则更彻底、更全面，他要从改造思想意识入手，使士人树立起求圣的志向以及远大的政治理想。
可惜，李梦阳一帮人在京师搞得轰轰烈烈，王阳明微小的声音早就淹没在复古潮流的汪洋大海之中，不见踪影。
国人徒好标新立异、盲目跟风，所谓复古，所谓国学热，不过是叶公好龙，得其皮毛，形式大于内容罢了，自古已然。
失望至极的王阳明决定告别政治、告别文坛，他上疏皇帝，回家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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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陆异同
阳明回到绍兴，在会稽山上的阳明洞搭了个房子，摒弃俗务，专心修炼导引术。导引术是一种神秘的养生术，和现在的气功类似。据传，王阳明由于长期在洞中修炼，获得了一种先知先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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