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有个叫许聪的吉安知府，上书朝廷说，这个地方的老百姓不喜欢种地，就喜欢告状和互相争斗。目前，我每天要接到八九百起诉讼，告到省里的更是达三四千起。倒是逮捕了一些屡次生事的，但这些人呆在狱中居然很享受，占着不走，赶都赶不动。
苦不堪言的许聪要求朝廷给他“便宜行事”的权力，效法一下汉朝的酷吏，整治民风。可这位许知府没“酷”多久，就让越级上访、告到京城的当地乡绅给告倒了，下狱论罪。
可惜当年没有城管，不然许聪也不用那么费劲八百了，只需上书江西布政使，写上“与我三千城管，必能治理吉安”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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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民于庐陵，传道于京师
吉安府是一块烫手的山芋，阳明赴任的庐陵县更是山芋中的山芋。
于是，他决定先礼后兵。
可恨之县必有可怜之处，庐陵县天天上演山寨版《一号法庭》，终于激起了江西政坛的“官愤”：告状对我省而言实属正常，但不事生产，全民告状，这也欺官太甚了吧！
于是，大家团结一心，贯彻实施给庐陵县穿小鞋的方针政策：朝廷每年对吉安府的摊派，庐陵都得出大头，经年累计，已成为一笔沉重的负担。
王阳明清楚以暴制暴、以黑吃黑只会激化官民矛盾，不利于树立政府正面形象，不利于解决实际问题，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整个一“三个不利于”，便向吉安知府和江西布政使提交了一封《庐陵县为乞蠲免以苏民困事》，摆事实讲道理，并承诺自己可以解决好庐陵县民乱告状的问题。
两个长官本来就没指望对庐陵县的巨额摊派能收上来，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威慑迫使县民本分务农，别没事告来告去。再加上他们明白阳明也是一号人物，何不卖个面子给他？倘若真能治理得当，倒也不失为两全之策，便减免了庐陵县多余的摊派。
县民开始觉得这个新县官还是挺够意思的，但且慢，够意思并不代表你就可以剥夺我们最大的人生乐趣——告状。俗话说得好，犯贱是普遍真理，你我只是其中之一。县民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告声依旧。
这日，阳明劳累了一天，下班回家，没走两步，就望见一大群县民哭爹喊娘，如丧考妣地簇拥着向县衙走来。
阳明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车辚辚马萧萧，整个一明朝版《兵车行》！
阳明不敢怠慢，赶紧将县民请进了县衙。
众人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地呈递各自的状子。
定睛一看，都是诸如张三偷了李四家两个鸡蛋，某甲在网上注册了一堆马甲攻击某乙这类屁事。
阳明还没表态，冀元亨已然怒了：靠，XP不发威，你当我是DOS啊！
阳明之所以如此淡定，是因为一切皆在其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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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查县志，庐陵人拿告状当饭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朱元璋时期，应对这一顽症就曾出台过措施：地方官挑选民间德高望重的老人，方圆一里设一人，呼为“里老”，由他们来仲裁纠纷，并有权鞭挞顽劣之徒。不服管教，擅自越级告状者，将受严惩。
看来，大家早已淡忘了这条祖训。
但阳明认为，事情应该回到它本来的状态。
于是，这天傍晚，收了摊的小商贩，下了学的小朋友，打完太极的老大爷，都在县城各处看到了由王阳明亲笔撰写的公告：
庐陵县自古就是出文人的礼仪之县，现在却变成了讼棍的乐园，我真为你们感到羞耻。本县身体不好，反应也没你们快，所以跟你们约定好，今后除了人命关天，非讼不可的大事，不要动不动就跑来告状，一般纠纷去找“里老”解决。讼书也要有个规范，字数不能超过六十，讲清事实即可，不要扯东扯西，表达欲望确实强烈的，可以考虑去当网络写手。从今往后，再有瞎告一气的，本县从重处罚决不姑息。话说回来，我这也是为你们谋划，到底是因为一时之怒与人争讼，破败其家，遗祸子孙好呢，还是大家伙踏实务农，安居乐业，其乐融融好？你们好好考虑考虑吧。
由于举措得当，阳明软硬兼施的策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几个月后，庐陵的讼风果然平息了不少。
就在阳明任庐陵知县期间，朝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杨一清借刀杀人，利用安化王之乱，借张永之手除掉了刘瑾。
阳明的仕途，也随之出现了转机。
根据明朝的制度，地方官每三年要进京一次，朝见皇帝，同时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察。
由于朝觐是统一行动，所以只当了六个月知县的阳明还是参加了正德六年的朝觐。
有人的地方就有变数，有变数就有机会，从而可以推导出：人越多的地方机会越多。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哪行哪业，哪朝哪代，大家都爱往京城扎堆的原因。
阳明不是扎堆，只是要回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四年前的上疏使他在仕途上转了一个圈。没有这个圈子，《明史》上无非多了一个成熟的政客；有了这个圈子，才有了一个足以彪炳史册的伟人。
在湛若水等人的安排下，吏部的委任书下达了：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
这不是养老吗？还没有刚考上进士时的职务大。不要着急，中国人的智慧是事缓则圆，一切都得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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