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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的都是富人啊，不宰白不宰。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富人又不是脑残，而且现实生活中那种越富越抠的人并不少见，一旦他们开始觉得买皮衣变得不那么划算，就会很轻易地用其他奢侈品来替代皮衣。最终，高昂的皮衣税减少了皮衣的销售，负担落在了皮衣制造商头上，制造商又将其转嫁到制造工人头上，或者克扣工资，或者直接裁员，原本劫富济贫的税收政策反而导致穷人更穷。
这么看来，明朝的普遍低税政策不是挺好的吗？藏富于民，和谐稳定？
这个问题可以用当年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句话来解释：天下财富止有此数，不在官，则在民。
资源是有限的，分配方式是多样的，有人Happy自然就有人Unhappy。
最不爽的当然是文官集团，想想也是，这些人十年寒窗，悬梁刺股，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次对月长叹，把别人泡美眉、打网游的时间都投入到对圣人经典的咬文嚼字、穷思冥想之中，不就图个一朝为官，享受人生吗？结果朱重八太不地道了，定了个奇低无比的工资标准恶心人，上传到网上去都没人信，还被骂为五毛党，天理何在？
问题是到底低到了什么程度？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感慨，“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只是一个定性的结论，如果要做定量分析，我们可以八卦一下海瑞同志的私生活。海瑞在淳安县令任上时，实际领到手的工资是12石大米，27两银子和360贯钞，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这点俸禄刚够养活6个人，而海瑞一大家子加上仆从，衙门里需要赏赐的小吏又何止区区六人？何况海瑞是回民，不吃猪肉，又喜欢自己种菜吃，极少应酬，生活方式比较自虐，非常人可比，都过得捉襟见肘，其他官员，如之奈何？
如果中国式的大家族观念弱化一些，每个官员只需赡养二老及其妻子，而没有那么多攀附其上的混吃阶层，情况还能好些。
可惜没有“如果”，文官集团的突围变成了老百姓的灾难，一套潜伏于国家正式财政制度之下的“亚财政”开始大行其道，各种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遍地开花。
那么不收行不行呢？不行。知县不收无以进知府，知府不收无以进藩司，藩司不收无以进巡抚，巡抚不收无以进京官，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此风一开，便不可止，只能愈演愈烈，成为大明朝无法根除的一个痼疾，只等爆发之日的到来。
不用等太久，说来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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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PK
由于明朝实行军屯制，武官世袭，承平日久毫无战斗力，能打的没几个，因此不得不倚仗文官来领兵。
文官带兵怕就怕纸上谈兵，懂兵法而不懂实战，酿成袁崇焕式的悲剧。事实上兵部上下那么多官员里，长期以来最不缺的就是高谈阔论之徒，这帮人天天盼着打仗，聚在一起个个都是战略家，但凡听到任何风吹草动，立刻戴好军事专家的面具，跳出来评头论足一番，这个认为中国可以说不，那个认为中国不高兴，好像全中国人民就他们几个醒着似的。
王琼作为兵部尚书，是个优秀的战略家，却也没有实战经验。不过没关系，王琼当过吏部侍郎，眼光是很毒的，看人是很准的，他注意到了王阳明。
虽说都姓王，但这俩人之前的生活轨迹几乎没有交集。王琼是个低调务实之人，靠长期治理漕河取得成绩升任河南布政使、都察院右副都■（彳+缶+卩）史、吏部侍郎，直至兵部尚书。可以说一路走来凭的都是踏实肯干，任劳任怨，典型的工科男。
工科男王琼之所以会青睐文科男王阳明是因为两件事：
一、王阳明十三岁就单枪匹马跑到居庸关，并射箭赶走了蒙古人；
二、王阳明喜欢钻研兵法，经常以果品盘碟布阵，督造王越墓时以兵法节制民工。
这就OK了？是的，这就OK了。
这两点至少说明了他有胆识，有追求，有准备，有意愿，这就够了。至于到底能打不能打，打之前谁也不知道，就跟你很难从外表上判断一个女人是处女还是非处一样，只有去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兵道即诡道，讲究不按常理出牌，王阳明没有大多数文官身上的那种迂腐之气，这也是被王琼注意到的一个重要原因。
注意到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半个月后吏部收到一封《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
王阳明要辞官。
其理由在上疏中写得明明白白：臣自幼失慈，鞠于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见为诀。去岁乞休，虽迫疾病，实亦因此。
明朝版《陈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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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不是郭小抄，没有照搬《陈情表》，而是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振振有词，让吏部的官员们再次领略了中国语言的魅力：
“臣才本庸劣，性复迂疏，兼以疾病多端，气体羸弱，待罪鸿胪闲散之地，犹惧不称；况兹巡抚重任，其将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
“伏愿陛下念朝廷之大政不可轻，地方之重寄不可苟；体物情之有短长，悯凡愚之所不逮；别选贤能，委以兹任。悯臣之愚，不加谪逐，容令以鸿胪寺卿退归田里，以免负乖之诛。臣虽颠殒，敢忘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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