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话”(stereotype)是一种文化用来描述异域文化时反复使用的一系列词组与意象，它意味着一套固定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看法，是该文化“理解”外部世界的最基本的“先入之见”或“先在的形象”，往往具有多语境性与延续性，可以普遍使用，诸如“夷狄之人、犬羊之性”之类。套话是一种原型，经久不衰，它可以消解或包容新知识，却不改变其基本结构。中国将之夷狄化的西方形象，具有某种原型意义，其中包含着对异域的幻想与价值，也包含着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当然更多的还是对天朝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达。易鼐在批判中国人的这种文化偏见的包容性时指出：“中土之谈风俗者，于同洲各国，率鄙之曰四夷。或曰四裔，或曰异域，侈然以华夏自居。小者以藩属待之，大者以夷狄视之；夷狄而合乎中国，则进而中国之。斯义既昧，于己国之风俗，美者益夸大而张皇，劣者乃弥缝而掩盖。虽极陋甚弊者，亦举国习以为然。沉锢噗缚于其内，莫能冲破其藩篱。一语及他国之风俗较胜于己者，嫉之忌之，而不宣诸口。恶者则援之以为谭柄，且过当其实。近者海禁宏开，万方辐辏，无识者仍欲以其夷狄同洲各国之故技夷狄他洲也。”
“夷人”诡服异行、犬羊兽性，这些咬牙切齿的诅咒，在当时人们觉得自然而然，如今摘录出来的，却让人困惑吃惊。两次鸦片战争并没有在观念上将中国人打醒。这一阶段最让国人担忧或振奋的，不是海疆不靖，而是“发捻之乱”，即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所谓“发捻之乱”平定之后，“洋夷”已从海疆之忧酿成心腹之患。朝廷士林感觉，如今“洋务”或“夷务”成了要务，非办不可了。鸦片战争以来，天朝一败再败，一辱再辱。本来西方人来，只是要贸易，而一场鸦片战争打下来，西方人不仅可以贸易，还额外获得一块“割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签署了南京条约，本来西方人只想履行条约，不料清朝当局阳奉阴违，而且战事再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西方人不仅可以自由出入贸易，还可以自由贩卖“洋药”，自由传播“洋教”，并且把“夷使”派到紫禁城下长住。过去中国人不肯平等对待西方，如今西方不肯平等对待中国；过去中国人蔑视西方人夷狄禽兽，如今西方人蔑视中国人野蛮或半野蛮。
办洋务必先知“夷情”。我朝海禁大开，怀柔远人，不能只图购船买炮之类细枝末节，还应当“知各国山川险要、风俗民情、君臣贤否……知某国何以兴，某国何以衰，知己知彼，洞见本原”。这是当时最识时务明事理的看法。几十年来，洋人于中国，已经无不周知；而中国于洋人却不甚了了。郭嵩焘出洋那年，朝廷里还闹过这样的笑话。军机处大员王文韶(曾做过湖南巡抚)将西班牙混同日本，因为文件中西班牙国名由西班牙语Espania音译为“日斯巴尼亚”，王文韶一看就以为是日本，破口大骂倭寇，身边人提醒他，他还自以为是强词夺理，一个国家怎能有两个名字，谁又能保证不是日本人假冒讹诈？中国最有知识的官僚尚且如此孤陋寡闻，更不必说一般百姓了。
同治中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办“洋务”。朝廷相继派官员出洋，出洋者也在写游历见闻，但这些活动这些文字，究竟有多大影响，未必可知。同治年间朝野对洋人洋务的看法分为两派，一派为洋务派，主张办洋务通夷情，练兵制器，借法自强；另一派为保守派或清流派，主张断洋货、拒洋人、明夷夏之防，自强在人心不在器技。这两派对洋人洋务的态度虽迥然不同、水火不容，但内心深处的西方形象却差别不大。洋人不过夷狄，夷情狡狯，兵法诡秘，和约洋务不过是迫不得已。所谓“庚申必应和约，现在必应羁縻，将来必应决裂”，决裂才是最终目的。
办洋务是与敌周旋，通夷情是知悉敌情，有如此多的敌意，又如何认识西方？中国起先无意了解西方，后来有意了解西方却无诚意，而且更有甚者，无诚意而有敌意。了解西方，无诚意而有敌意，不仅妨碍了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对自己的认识，而且始终妨碍着西方形象的“人化”。朝野间始终将西方当作敌人强盗，这一点与日本面对西方的诚意完全相反，于是，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一败一成，效果也完全相反。
西方人在中国，摆不脱那番夷狄番鬼模样，天朝也始终迈不开真正变法自强的步子。郭嵩焘当年“极意夸饰”西方“法度严明、仁爱兼至、富强未艾，环海归心”，朝野清流恼羞成怒。中法战争已经发生，甲午战争即将到来，眼见洋务运动购船买炮的富国强兵计划失败了，去世前不久，郭嵩焘悲痛地说：“吾在伦敦，所见东西两洋交涉利害情形，辄先事言之……而一不见纳。距今十余年，使命重叠，西洋情事，士大夫亦稍能谙知，不似从前之全无知晓。而已先之机会不复可追，未来之事变且将日伏日积而不知其所穷竟，鄙人之引为疚心者多矣！”
三
朝野对西方无诚意有敌意，不仅使中国的西方知识固陋，也使中国的西方形象丑陋。知识与观念的不平衡是一回事，物质生活与文化观念的不平衡是另一回事。洋枪洋船曾使林则徐等大为震惊羡慕，徐继畲也曾盛赞英国“强而富”、法国“文采精丽”。洋务运动大量购买洋货，一时间洋纱、洋糖、洋靛、洋钉、洋药日渐深入普及中国，甚至在国内某些地方出现一种物质生活上的崇洋时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人对“洋夷”固有的轻蔑与丑化，还是难以改变。郭嵩焘到英国那年，《申报》(1877年12月12日)还发表文章《论华人痛诋西方》，指出“士夫之家，不但不欲学西人之学，而且不欲与西人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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