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的演讲十分吸引人。他善于辞令，听者往往会着迷。1964年为了庆祝他60岁的生日，三位同事和我编辑了一期《近代物理评论》，在前言中我们写道：
他的文章不可以速读。它们包容了优雅的风格和节奏。它们描述了近世科学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多种复杂的问题，详尽而奥妙。
像他的文章一样，奥本海默是一个复杂的人。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文革初期他所在的研究院(九院)成立了两派群众组织，对吵对打，和当时全国其他单位一样。而邓稼先竟有能力说服两派，继续工作，于1967年6月成功地制成了氢弹。
1971年，在他和他的同事们被四人帮批判围攻的时候，如果你和我去和工宣队军宣队讲理，恐怕要出惨案。邓稼先去了，竟能说服工宣队军宣队的队员。这是真正的奇迹。
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
我以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工程。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强(1913—1992)和格罗夫斯(l．r．groves，1896-1970)，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
民族感情?友情?
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见到阔别22年的稼先。在那以前，于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以后，美国报章上就已经再三提到稼先是此事业的重要领导人。与此同时还有一些谣言说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寒春(中文名字，原名joan hinton)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寒春曾于40年代初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试验室做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的助手，参加了美国原子弹的制造，那时她是年轻的研究生。
1971年8月在北京我看到稼先时避免问他的工作地点。他自己说“在外地工作”，我就没有再问。但我曾问他，是不是寒春曾参加中国原子弹工作，像美国谣言所说的那样。他说他觉得没有，他会再去证实一下，然后告诉我。
1971年8月16日，在我离开上海经巴黎回美国的前夕，上海市领导人在上海大厦请我吃饭。席中有人送了一封信给我，是稼先写的，说他已证实了，中国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的极少“援助”以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我极大的感情震荡。一时热泪满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
“我不能走”
青海、新疆、神秘的古罗布泊、马革裹尸的战场。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夐不见人。
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
风悲日曛。篷断草枯，凛若霜晨。
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
“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