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我们的思考：
芬兰是以寡敌众，结果不仅及时制止了苏联的侵略，保卫了国家民族的独立，而且还杀伤了大量敌人，为国家在国际上赢得了声誉，自己平民的损失也不大，一共只有1800人死于空袭；而中国以众击寡，总兵力是日本的几倍，却连战连败，不断刺激日本侵略的胃口，抗战打了八年，结果虽然靠苏联进军东北和美国的原子弹打倒日本获得了胜利，但却被自己的盟国苏联敲诈丧失了外蒙古150万平方公里土地，更重要的是付出了比芬兰多500倍的代价，牺牲了同胞3500万人，其中90%是平民，而换来杀伤日军的战果只有53万（指正面战场），我们扪心自问，抗战是不是如“一寸山河一寸血”里所说是“实力悬殊太大”、“我们已尽了全力”。如果说实力悬殊太大，我们和日本与芬兰和苏联比哪一个悬殊大，而我们已尽了全力云者，与芬兰的战果相比，我们作得真是太不够了。
第八卷 二战 抗日战争的一些评论 2
更新时间:2006-8-8 21:16:00 本章字数:4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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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导读：
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向罗斯福密报过很多美援物质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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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能打的比中国好，主要是因为芬兰真正把国民当人看，真正爱护人民。芬兰在独立之初，与中国一样是个农业国，农业人口在独立之初占66%，而这66%的农业人口中无地佃农占76%，贫富极其悬殊。芬兰国家独立以后，这76%的无地农民就成了政府重点关怀的对象，1918年，政府公布了土地改革法案，规定由政府先垫付资金向土地所有者买下土地交给耕种的佃农，再由佃农分年偿还，土地改革法案彻底改变了芬兰农村贫富悬殊的局面，到1930年，农村小土地占有者占总农业人口的94%，彻底解决了无地佃农的问题。而对一般居民，芬兰于1917年国家一独立就公布了八小时工作制的法律，不久，关于工伤事故、年老和残废者的保险、产妇补助、贫穷儿童的照管和失业救济等一系列的法律也制订了，有人担心政府没有钱来支付这一庞大的福利计划，问当时力主该计划的曼内海姆议员钱从那里来，曼内海姆议员回答说将军队从10万降低到1万，节约了军费自然就有钱了，那人大为担心，担心军队少了苏联会乘机打进来，曼内海姆议员回答：“苏联人来了，我们大家和他拼命就是了，总不能让他们伤害到人民。但如果现在不实行福利制度，那我们与苏联人又有什么区别呢，国家等于是还没有建立，又谈何保卫呢”。在芬兰国家独立后的二十年时间里，国家关怀每一个公民，尽一切努力去帮助他，真正尽到国家的责任，芬兰的经济不断发展、社会日益平等，到1939年，社会50%的财富掌握在工人、农民手里，芬兰被称为“工人和农民的社会”、“一般劳动者的共和国”（伍里宁著“芬兰史”第34页），西兰珀女士的经历可以说是芬兰社会的缩影，她1866年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家庭，作过工人和女仆，1900年开始担任女仆工会的管理员，1905年担任“仆妇杂志”的主编，1907年担任“劳动妇女”的主编，1919年国家独立后被选为议员，1926年进入政府担任社会事务部部长，国家能作到真正由普通的劳动者来管理，人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所以到1939年苏联进攻时，芬兰人民就象保卫家一样保卫国家，因为芬兰真正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保卫芬兰，实际就是在保卫自己的八小时工作制、义务教育制度、国民生老病残全面保险福利制度。这种制度激发出来的强大力量，即使是强大如苏联强硬如斯大林者也抵挡不住，斯大林摊上这么一个生而自由的芬兰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而当时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当时统治中国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腐败买办官僚集团，这个集团一方面要抗日，要维护民族的尊严，其实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尊严；另一方面，这个集团平时却过惯了腐化堕落、贪污受贿的日子，该拿的地方他们是一点也不肯少拿的。1942年2月7日美国国会批准无条件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到1943年底，中国政府提取了约一半的2。4亿美元，但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调查资料，中国政府提取的2。4亿美元中有8000万美元已经存入了孔祥熙等人的个人账号上，美国人对中国官员“公私不分”使用国家资金的方式非常恼火，结果蒋介石要求的10亿美元贷款1分也没有得到，而且罗斯福还决定，美国用于中国战场的开支每月将限制在2500万美元以内。中国抗战并非真的没有钱。据美国方面调查，当时中国富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约有33亿美元，如把这些富人的存款拿出来充作军用，足够再抗战5年，但支持重庆国府的腐败买办阶层不肯自己出钱打仗，却利用战争向美国伸手要钱，这让美国人十分反感，美国国会自1942年2月批准向中国无条件贷款5亿美元后，再也没有批准向中国贷款一美元。1942年6月美国与中国签订《租借协定》，向中国提供价值为35亿美元的军用物质，但这些援助物质，被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员们视为“唐僧肉”，大家都试图从这里捞一把，装满战略物质的卡车从印缅公路开进中国后，有很大一部分便下落不明了，不久这些战略物质就出现在黑市上，不少军用物资还通过走私的方式卖给了日本人。美国驻中国战区最高参谋史迪威向罗斯福密报过很多美援物质流到了日本人手中，把国民党政府对军用物质的走私贪污称为“二战中最大的丑闻”。另外，掌握国民党政府经济运营大权的宋氏家族，更是借机大发国难财，50年后的1983年，美国公开了联邦调查局1943年的调查报告，其中这样写道：“宋氏家族对中国经济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他们对金钱的欲望更超过对政治的欲望，美国5亿美元贷款相当一部分已经装入了宋氏家族的腰包”，美国财政部甚至还有人把宋氏家族戏称为“宋氏贼团”。蒋介石统治集团这么腐败，其他官员上行下效，乘战争之机搜刮民财，甚至军队也不例外。管辖河南战区的汤恩伯将军，借战争之名向农民征收“特别税”，把农民的最后一点存粮也强行夺走。汤恩伯的苛税加上天候不好，造成了1942年到1943年的河南大饥荒，饿死同胞400万人，是南京大屠杀人数的10倍以上，当时河南农民有这样的口头禅：河南两大害，黄河和汤恩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到河南采访报道了那里饿殍遍地，人吃人的惨状，河南大饥荒的报道在《时代周刊》刊登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人很反感中国政府不顾民众的需求，强征老百姓口粮的作法，宋美龄看到《时代周刊》的报道后大怒，要求《时代周刊》解雇写该报道的记者，但被《时代周刊》拒绝，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向蒋介石问起河南大饥荒的情况，蒋介石却对此话题表现的十分冷漠，罗斯福在开罗会议后说：“对于中国民众的悲惨状况，中国政府明显缺乏应有的同情心”。一个不关心自己国民的国家，能得到其它国家的尊重吗，一个腐败贪婪的统治阶级，能领导全民族进行殊死的抗战吗，一个只知道搜刮掠夺国民却从不知道关心照顾国民的国家，国民会对他效忠吗。果然，1944年日军打通中国陆上通道的“一号作战”开始了，日本结集50多万军队向豫湘桂地区大举进攻，驻河南的汤恩伯守军40余万，面对5万多日军的进攻，竟然全线溃败，前后不过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军占领。守军司令汤恩伯首先脱离战线逃走，而且还命令他部队中800辆卡车中的600辆，为他和他的妻妾亲戚们搬运家私，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无心抵抗，军官们则忙著把自己的亲属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内地，在战场上甚至出现几百人的日军败走上万人中国军队的状况，在历时八个月的“一号作战”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军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在已成为强弩之末的日军面前，中国军队居然连连溃败，很多情况下甚至是望风而逃，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一下子成了全世界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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