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这种被孙中山称为“一盘散沙”的状况，却为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一些人可能就会选择投降的道路。
独裁统治，吏治腐败，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造成社会离心力的加剧，使政府缺乏亲和力和号召力，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
部分民众思想意识里只有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一些人卖国求荣，卖身投敌。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极端贫困对汉奸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很多下层汉奸迫于生计，而不得不为日军服务。
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次战败，使国人中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爆发后敌强我弱的现实，使部分人丧失了抵抗的信心。
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也使中国人深为佩服，赴日留学生对日本有亲切感和崇拜感。这部分人容易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为汉奸。
有学者曾对汉奸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作过简略统计：留日比例较高，在被统计的144人中，有留日经历者54人，占38%。
——伪军：强势竞逐下的卒子
1945年春，豫东最大的集团伪军头目张岚峰，同意中共派人进入他的军队，意在双方互通情报，以免彼此消耗实力。
而在此前半年，这个在1938年就被日军委任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豫东招抚史的私家军队统帅，已作为“曲线救国的将领”被蒋介石秘密委任为新编第三路军总司令，负责安抚华北各伪军，并与汤恩伯部协同剿共。
张岚峰这种首鼠多端、倾向模糊的行止举措，正是当时伪军典型的生存方式。
身处国、共、日三方缓冲地带的张岚峰，为壮大个人实力，与各方都有来往。对于国民政府，他表示希望中央原谅他的“苦衷”；对中共则不挑衅，避免冲突，对于自己部队内的中共地下组织也不处理。
台湾研究伪军的学者刘熙明认为，伪军经常务实地依附其他强权。相对于国民党、中共、日本等强势力量，伪军各部队只能算是小卒，在各方势力的竞逐中游移，在夹缝中求生存，必然需要与各方都保持关系。
伪军的形成除了地方势力之外，主要来源为国民党军队降日。同时，伪军也成为一些下层百姓的谋生手段。
伪军建立后，同蒋介石军队之间从未真正作过战，蒋汪两军双方“互不侵犯”。抗击伪军的主要任务都是中共的军队完成。1943年8月24日的《解放日报》曾公布了“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共产党在抗击了全部侵华敌军共36个师团60万人的58%的同时，又抗击了全部伪军62万人的90%以上，国民党仅仅牵制伪军不足10%。
——汉奸的当代悖论
不久前，广州番禺两座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建筑能否申报文物保护单位，一时成为争论的焦点。
尽管专家认为东涌炮楼和“蝴蝶楼”无论建筑水准还是历史价值都可圈可点，但它们却因与大汉奸李辅群密切相关而令地方政府部门踌躇。汉奸别墅该不该被当作文物进行保护，引发舆论激烈争论。
事实上，在中日关系的语境下，“汉奸”这个指称对于中国人来说犹为沉重和危险。尽管抗战已经结束一个甲子，但是这个严厉得无出其右的指控，却仍然频繁地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文化汉奸”、“经济汉奸”的帽子并不鲜见。
而史家却已在追索几十年前“汉奸”的真相。
1938年1月，爱国侨领陈嘉庚的提议“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并被后人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据说，当时主和派的汪精卫在念到这个提案时脸色发白。
但有学者指出，拿这个说法往抗战的历史上套时，第一个被网住的就是因枣宜战役殉国而广为人知的抗日英烈张自忠。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北平落入日军的掌握之中。张自忠在那时当了第一任北平市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冀察绥靖公署主任。
尽管他曾指出自己留在日据的北平不是要当汉奸，而是“希望能够打开一个局面，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而使国家有更充实的准备”，并表示为此不计毁誉，但是“汉奸”帽子和四处涌来的鄙夷唾弃，令他耿耿于怀。
1940年5月的枣宜会战中，国民党方面指挥作战的是时任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的张自忠。日军调集了两个师团集中攻击他。5月16日，他在南瓜店十里长山被包围，身中七弹，战死在杏仁山脚下，成为“抗战以来，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的第一人。时年49岁。
有学者认为，张自忠在战斗中的“求死”倾向是希望“以死明志”，与当年被扣上“汉奸”帽子的刺激直接有关。
学者们在检视这类有关“汉奸”的历史片段后称，不能仅仅根据一个人的言论就说他是“汉奸”，“汉奸”的帽子要慎用。所有的人只能用同一种方式爱国，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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