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从兰州到乌鲁木齐没有火车，怀着和谢树仁同样的渴望和梦想，来自各地的１０００多名女兵坐上了开往新疆的大卡车，这一坐就是一个多月。
谢树仁说：“当时一路上有土匪，汽车前面架了轻机枪，随时要准备战斗；每辆大卡车的车厢里挤４０多个人，许多人既用脸盆来打饭，又用它来洗脸；因为车上全是女孩子，单个的车子又不能脱离车队停下来让大家方便，有时候女孩子只得拿脸盆当便盆使。”
第一次出远门，想家的念头一涌上来，怎么也挥之不去。一路上，姑娘们的嘤嘤哭声不断。
结缘“地窝子”
诚然，如新疆军区招募女兵时的许诺，这些湖南女兵中有人在新疆上了学、进了工厂，但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女兵一到新疆，就被直接送往天山南北的大小农场。
满怀憧憬的湘妹子们被大卡车拉到农场时，全都傻了眼：地面上没有一座建筑，欢迎她们的几百号男兵一下子从“地窝子”里钻出来——就像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
“地窝子”，说白了就是一人多深的大土坑，大小依住人多少而定。人们在挖坑的时候，在坑底留出用作床、桌的土墩和进出的斜坡甬道，用木头拱好屋顶，覆以红柳或芦苇，最后盖上土。这样，“地窝子”就建成了。
湘妹子刚到农场时，一看这情形，全都哭开了，怎么劝说也不肯下车。关于她们下车的笑话至今还在兵团流传：湘妹子赖着不下车时，人们端出一盆盆红辣椒——她们就争先恐后地跳下车来。关于山东女兵下车的故事，版本和湘妹子的大致相同，只不过人们端上的是大葱。
湘妹子们在西行的路上，就隐约听说可能要给自己介绍对象，心里很担心。到新疆后不久，这个担心变成了现实。后来，湘妹子们中的大多数都经历了“组织介绍，个人同意”的程序，成家过起了日子。
当时的生活条件之艰苦，如今已难以想像。没有洞房，只好三四对新婚夫妇住一个“地窝子”，每对新人之间仅仅隔着一层薄薄的蚊帐。
今天，在石河子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满头华发的“湘妹子”和老伴相依走过街头。她们尽管当时和丈夫是“先结婚，后恋爱”，但绝大多数彼此相濡以沫直到白头。
由于组织介绍给湘妹子的丈夫往往是党龄长、级别较高的干部，在政治运动中一些人成了“牛鬼蛇神”、右派分子。但挺身而出为他们奔走呼号的，也正是这些“辣妹子”。毕竟，这是她们的丈夫啊！
宜红柳，似白杨
谁言大漠不荒凉，地窝房，没门窗；一日三餐，玉米间高粱；一阵号声天未晓，寻火种，去烧荒。
最难夜夜梦家乡，想爹娘，泪汪汪，遥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许塞外，宜红柳，似白杨。
我们已无法考证这首词出自何人之手，但寥寥数笔，却将女兵们当年的生活画面一下子推到我们面前：这些小女子，流淌着楚人的热血，在西北烈风中怎样艰难地前行啊。
１９５２年，谢树仁刚到乌鲁木齐不久，就被分配到新疆军区政治处收发室，开始了送信、送电报的工作。
有一次，谢树仁得了心膜炎，因为年纪小，不懂事，高烧摄氏４０度还硬扛着骑马送信。到晚上集体开会、学习时，她烧得迷迷糊糊睡着了。有人用手一摸这个小姑娘的额头，被吓了一大跳：赶紧送医院哪，可是医院里也没有药。幸亏谢树仁命大，当时有个作家的夫人也在住院，把自己的链霉素分了几枝给她，才将她救了下来。谢树仁说，１９５４年新疆军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开时，她坚决要求去兵团的八一农场，因为那里有个女拖拉机手典型，大家羡慕得不得了。
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兵团的女同志特别能吃苦，挖渠、修路样样都拿得下。男人能干的，女人照样干，而且还想干得更好，就是来了例假，挽起裤腿照样往泥水里下。有人挺着临产的大肚子，还一天拾５０多公斤棉花。一朵棉花才多重？拾棉花，那可是一天到晚都得弯腰的活啊。
兵团农二师当年的一份总结写道：“直接参加生产的妇女，每天从早到晚在田间劳动。农场机耕队有５４名妇女，组织了一个区队，共分４组。有３２名妇女担任了２３９亩棉花（生产的）任务。他们承担平地、打田埂、选棉籽等工作。上工后，为了不耽误劳动时间，（她们）吃饭不回家。（年底）可收获近１５０００公斤，占该队全年财务收入的２３％。”
其实，这些湘妹子和后来的山东女兵、上海知青，何止是“为了不耽误劳动时间，吃饭不回家”啊，这些靠信念支撑着的人们，还不断开展着劳动竞赛：这个排早晨６时下地干活，连长在大会表扬了，紧接着这个纪录第二天就会被别的排刷新到５时。由于睡眠严重不足，许多小女兵在上工的路上走得歪歪斜斜——那是在打瞌睡。谢树仁说，那时女同志来例假，都瞒着不说。有一次谢树仁来例假，但她硬是和人们一起在月亮下收麦子，最后肚子剧疼，不得不被人抬了回来。
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７年，谢树仁被农六师派出去学习气象知识，此后被分配到八一农场气象站当站长。她２２岁时，一个人就带了１４名大学毕业生实习，她所在的气象站被评为全国和自治区的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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