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军东征大约是中世纪东西方文明冲突最典型的战争。所谓宗教圣战，
无一不是文明冲突引发的战争。就现存文明民族而言，在文明冲突中受伤害最深的恐怕莫过于以色列民族。一部《圣经》中的一个故事（即或这个故事是信史），一个犹大，使以色列人在西方民族（文明）宗教世界堕入了万劫 不复的地狱。
一切对犹太民族的残害杀戮，莫不起源于这个“神圣”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犹太民族的灾难至今仍然没有结束，因为某种文明的狭隘与偏见仍然没有结束。
中国民族的圣人是孔子。孔子在世时的敌人多如牛毛（有没有出卖过孔子的叛徒？我不清楚。请热心的网友查证）。可那个中国人要将孔子敌人的后裔当作异类消灭，那在中国民族看来简直要笑掉大牙，连认真的愤怒都不需要。可能有人说这是不伦不类的比较。我倒认为非常的能说明问题。假如说出卖孔子的叛徒还没有找到，那么出卖武圣人关羽的孟达总是真有其人吧，还有割去了关羽头颅的潘璋（东吴大将）也是证据确凿吧。可是，非但封关羽为“圣”为“王”的政权没有下令将潘璋、孟达的后裔（潘孟二族）斩草除根，就是那些最讲“忠义”精神、尊关羽为“鼻祖”的中国会道门们，也没有对潘孟二族寻仇。中国民族在汉代之后最痛恨的人是秦始皇（姑且不说对不对），可是秦姓依然在繁衍，以致出了个遗臭万年的秦桧之后，竟然姓秦者依然如过江之鲫！
不要说中国文明不认真不严肃没有仇恨意识。斤斤计较仇恨的文明永远不会 “泛滥”为汪洋恣肆的文明。说到底，还是文明的“海纳”问题。
中国民族在历史上遇到的文明冲突大约有四种情况：一、外来民族入侵而被趋赶后，残存人口保留的文明。二、自愿归化的少数民族的文明。 三、和平往来中流入中国的外来民族文明。 四、周边民族的文明伸展。以上四种情况，大约每个民族（尤其是大民族）都会或多或少的遇到， 所以也可以说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四种情况。
对待文明冲突，每个民族并非都是相同的对策。
就整个欧洲而言，可以说文明形态并无大的差异，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欧洲就是一个大的文明形态。其文明形式的差异，绝不会大于中国西北与岭南人之间的差异。西方学者动辄精通十几种语言，恩格斯能“结结巴巴的说二十多种语言”，即或普通的文化人大约也能通晓三五种语言。这就是文明基本标志—— 语言文字的相似性。而在中国，除了文字的统一，语言可真是千差万别，江南岭南数十里不同语的山区大有在者。饮食、居住、婚姻、风俗等等，也自古有“十里不同俗”之说。
然而，中国却是一个拥有稳定的共同文明的大国。欧洲却从来都是由许多许多文明相似的国家组成的民族生存区域。这就是民族文明消解冲突的能力所致。
中国文明对前两种情况下的文明冲突，总是有着一种伟大的情怀——“以仁为本”。具体说，不夺其地，不变其俗，不杀其人。即或对于那些曾经以野蛮方式对待我族而后来成为失败者的夙敌，也不睚眦必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春秋对夷狄，秦汉对匈奴，隋唐对胡人，明对蒙古，民国对满族，二战中对日本战俘，抗美援朝对美国战俘……不要说中国人应该狠毒。正是这种伟大的“王师”气魄，使中国文明保持了饱满的文明正义的资本，从而在危亡关头敢于大无畏的面对任何强敌。整个农业文明的数千年，中国屡屡面对无赖民族的纠缠，但却从来没有丧失高贵的人性尊严，从来没有与无赖之敌一起堕入灵魂的地狱。中国文明中历来有“杀降不详”的价值观念，从不推崇那些残暴杀降的功臣。
一个典型例子。战国秦昭王时期的统帅白起战功卓著，每战拔城十座以上，最后打得山东六国无人敢于挂帅迎敌。后来的长平大战中，白起秘密挂帅，一战灭敌五十万，创造了中国兵法的最高典型，堪称战神当之无愧！然则由于他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却被中国的正统史家永远的打入另策，从来不列为名将褒奖（当代研究除外）。相比之下，日本民族的靖国神社堂而皇之的供奉肆虐屠杀的 “英雄”，除了说明这个民族没有多少名将英雄可供奉外，民族文明的卑俗猥琐的价值观当是更为深层的原因。
对和平流入的外来民族的文明，中国文明历来持包容态度，任其自生自灭。
中国文明在对外战争中所具有的人道主义光辉，永远是世界历史的一盏明灯。不要因为我们落后了，就将那些曾经是野兽般残酷屠杀与掠夺世界的所谓发达文明，看得如同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道貌岸然。对那些家伙别太当真。历史的发展终究是平衡的，一个依靠屠杀掠夺其他民族而积累了原始资本的血腥民族，不管他后来戴上了何等光芒闪烁的桂冠并且以世界领袖自居，他 终究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列宁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历史的报应”， 好象还举了印度与英国作为例子（请那位网友论述一下，我一下记不清了）。
这是民族生存竞争的法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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