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桑治平对巡抚的这番感慨深表赞同，“体察，就是亲身去查看，不是只听禀报看公牍，那毕竟隔了一层，许多真情实况就被蒙蔽了。”
“仲子兄，你有没有打听一下买好铁的价钱?按铁老板开的价，收购十万五千斤好铁，要多少银子?”张之洞说着，自己也端起一碗茶，抿了一口。
“我问了，一斤好铁大约要八九分银子。若平均按八分五算的话，十万五千斤好铁需银八千九百两，即使不算脚费，工部所给的银子也还短缺近五千两。”
“是呀！”张之洞捧着茶碗，慢慢地说，“我问了下先前的铁差押运官，从山西运到上海，光绪六年那一次，每斤铁耗银五分五，光脚钱就耗费一万五千两，现在开销可能还要大些。加上买铁的钱共差一万余两，这笔庞大的开支从何处来呢?”
“我这次在长治遇到一个人，他说如果这差使包给他，十万五千斤铁，他只要三千二百两银子，就可以按期全数运到上海。”
看着桑治平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采，张之洞也兴奋起来：“此人是谁?他能有这大的本事，每斤铁只需三分的脚费！”
“此人是个洋人。”
听说是个洋人，张之洞脸上的喜色顿时消除了。他冷冷地说：“洋人都是骗子，不要相信。”
桑治平脸上的喜色却依旧：“我和这个人说过一晚上的话，我看他不是骗子，他比我们许多中国人都诚实。”
“你跟他说了一个晚上的话?”
张之洞睁大了眼睛。他虽然多年来就开始注意外国的事情，也读过几本江南制造局译书馆译的外国人写的书，并且上过不少关于夷务的折子，但和他的京师清流党朋友一样，始终没有近距离地见到一个外国人，更谈不上与他们交谈了。当然，最主要的是他不懂洋话；另一方面，他也不屑于跟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夷番对话：他们都居心险恶，且无学问，一个堂堂天朝礼义之邦的官员，岂能与他们交谈！
“是的。”桑治平笑了起来，说，“我们是用中国话交谈。香涛兄，你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他的中国话说得比我还中听。我的话里常有河南土音，而他说的竟是差不多标准的京腔。”
“真有这样的洋人?”张之洞知道桑治平是个诚实君子，不会说假话，但他还是不能不怀疑，因为这太不可思议了。
桑治平完全能理解张之洞的诧异，于是详细地说：“我到长治后，郝县令告诉我，有一个很能干的洋人住在驿馆里，问我要不要见他。我说洋人我愿见，但彼此不能交谈，见也是白见。郝县令笑着说，这个洋人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我一听马上说，那就好，我这就去见他。郝县令陪着我去驿馆。那洋人一见我，便用很娴熟的京腔跟我说话。我一高兴，就和他聊上了一个晚上。”
“都说了些什么?”
张之洞也来了兴致。他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凡他不知道的东西，他都有一股子要弄明白的强烈愿望。
“这个洋人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李提摩太，是英国人，同治八年二十五岁时就来到了中国，已在中国居住十五六年了。”
“哦，这么久了，怪不得会说中国话。他是做什么事的?”
“他是个传教士。”
听说是个传教士，张之洞的心中立即冒出一股反感来。他厌恶洋人，尤其厌恶洋人中的传教士。他曾远远地看过传教士：穿着黑色的宽大长袍，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这种穿着打扮，他怎么看都不顺眼。而最令他不能接受的，则是传教士的那一套学说和教规。什么上帝、基督耶稣、圣母玛丽亚，什么凡男人皆兄弟、凡女人皆姊妹，什么死后灵魂升天堂，还有洗礼、做礼拜、祈祷唱圣歌等等，张之洞都视之为歪门邪道，荒诞不经。尤其令他深恶痛绝的，是那些洋教士在中国的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他们在中国到处建教堂，强行传教，收中国人做教民。他们藐视官府，目无中国法纪，挑起事端。许多事情明明是他们无理，打起官司来，却又都是中国人败诉。几十年来教案不断，无不以中国人认错赔款、拘杀自己的百姓来平息。到山西这两年来，他也遇到过几件头痛的教案，至今尚未了结。
张之洞紧锁着眉头说：“此人既是个传教士，你不应该与他交往，他即便可以省几千两银子的脚费，我们也不要找他。那些传教士都很阴险，不知他们背地里包藏着什么祸心。”
桑治平哈哈大笑起来：“你怎么变得这样胆小怕事了！你是一个堂堂的巡抚，他是一个小小的传教士，你难道还怕他吃了你不成?”
张之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不是我怕他，他们都不是好人，犯不着跟他们打交道。”
“我知道，你是清流出身，恨洋人。对于洋人，我和京师清流君子们有些不同的看法。”桑治平收起笑容，正色道，“洋人欺负我们，是应该恨，但我除开恨之外，还有一种佩服心。你看他们的铁船造得那样大，走得那样快，大海大洋中如履平地，这要多大的本事?他们把枪炮造得杀伤力那样大，把钟表、机器造得那样精巧。他们造出电报来，一封信函，万里之遥，顷刻可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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