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可当我之面说这种话?拘谨重礼的谭敬甫，怎么生出这样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来。真是咄咄怪事！然而转念一想，这个年轻人说的也有道理。近来令他气闷、愤慨，甚至沮丧的两件事，又的确都是因为官吏的昏聩而造成，并不是因为银钱的缺短。张之洞不得不佩服谭嗣同目光的犀利。从心底里来说，张之洞是喜欢这种人的：玫瑰虽有刺，但有好看的花朵，蔓藤尽管柔顺可亲，却一点用处也没有！
他放下架子，以一种近乎平等的姿态问：“你说的有道理。依你看，老夫来湖北办铁厂、办矿务局，湖北官场和民间究竟是支持的人多，还是不支持的人多?”
谭嗣同没有立即回答，他思索半晌后说：“大人若要听我讲实话的话，湖北省无论官场和民间对大人办的事，理解和支持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都在观望。当然，黄鹤楼上看翻船的人也不多。”
张之洞凝神抚须，望着谭嗣同没有吱声，心里却在仔细掂量这几句话。
“不过，大人不必因此而有所顾虑，从古以来雄图伟业都是由少数几个先知先觉做起，然后再得到多数人的襄助，最后才有普天之下的响应，蔚成大举。比如孔夫子创立儒家学派，又比如天竺国的释迦牟尼创立佛教，都是这样的。晚辈是完全赞同大人的这番事业的，只是因为家父一再要晚辈参加今年秋天的恩科乡试，不然，晚辈早就回到原籍浏阳去，仿效大人办两件大事。”
张之洞很感兴趣地问：“回浏阳办两件什么大事?”
“仿效大人在两湖书院设置西洋学问的做法，回浏阳办一西学馆，以算学、天文、测量等为主，招收几十个聪颖子弟加以培植。”
“好。”张之洞立即答道，“你这个想法太好了，我先向你预定，你培养多少我接收多少，我这里正需要这样的人才。”
谭嗣同高兴地说：“有大人支持，我办西学馆的兴头更足了，也不愁没有人来就读了。”
“第二件呢?”．“我的老家浏阳是个山区，田少山多，老百姓生活艰难，世世代代浏阳人都认为贫苦是命，改变不了。自从大人决定在江夏开煤，在大冶采铁后，我就想起十年前看到浏阳县志上记载，普迹寺僧人从明代嘉靖年间起，便在后山下挖一种黑石块当木柴用来烧水煮饭，一直到康熙末年，黑石块用完了，才烧柴。现在我想，那里的石块不就是煤吗?”
“不错，那一定是煤。”张之洞大为高兴起来，“铁政局的洋矿师说：有的煤就在表层，叫露天煤，普迹寺的黑石块很可能就是露天煤；露天煤烧完了，他们不知道往深里挖。你的想法很好，看来你们测‘阳会有大量的煤。”
“我就是这样想的。”谭嗣同脸上泛起真情的光彩，“所以，我想请行家去我们浏阳查勘，说不定除煤外，可能还有铁、铜等矿石。我们把这些地下的宝藏挖出来，不就给浏阳百姓带来财富了吗?”
“好好，我支持你。你什么时候去，我叫铁政局派两个英国矿师陪你去，帮你查勘。若有的话，今后就在浏阳再建一个煤矿局，由湖南巡抚衙门来负责办。若他们不热心的话，你再找我，我来办。挖出的煤就运到武昌来炼铁，无非就是远一点，多点运费而已。”
这番话顿时把两代人的心拴到一块。谭嗣同心里涌现出一股多年来少有的痛快，他敞开胸怀对张之洞说：“大人，晚辈跟你说句心里话，这办算学馆、开矿，我以为尚是第二位的事，要使老百姓富裕，国家强大起来，第一位的是要变革维新。变革维新的榜样便是西洋各国，开矿炼铁造机器制枪炮等等是具体本事，当然要学习，更要学习的是他们的政令法律，也即是说我们要来一次新的变法，变革祖宗成法。如此，中国或许有希望。否则，任何好的技艺到了中国来都会变味，犹如橘变成了枳。”
“变法”，一听到这个词，张之洞立即想起了车裂的商鞅、放逐的王安石、鞭尸的张居正，这可不是随便谈论的话题！谭嗣同布衣青年，他可以童言无忌，身为封疆大吏对这等大事是不能随便说的，他决定转一个话题：“橘过淮北则为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说。老夫听杨锐说，你文思敏捷，为文下笔千言，吟诗七步成篇。”
“叔峤夸奖了。”谭嗣同笑了笑说，“不过，若是不以太高的标准来要求，随便吟一两首还是可以的。”
“好。老夫就试试你如何?”张之洞指了指对面书架上的西洋座钟，“你就当着我的面，用一刻钟的时间吟一首七律。”
“请大人赐题。”谭嗣同毫不含糊地说。
张之洞略思片刻：“就以眼前之景为题，吟一首《登黄鹤楼览武汉形势》吧！”
“晚辈领题了。”谭嗣同说完这句话后便不再吭声，呆坐在木靠椅上，面无表情，两只略为下陷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座鎏金发亮的洋钟。张之洞望着瘦小的谭公子，觉得他眼下这个神态决不像达官贵公子的模样，那木讷的面容，像是内心愁苦的入定僧；瘦小的身材，像是终年饥饿的放牛娃；那微凹的双眼，像是荒山坡上的两只小洞穴。张之洞越看心里越不好受：这孩子要么是心灵上蒙有常人所没有的极大创痛，要么是体内藏有未察觉的暗疾隐病，或许难保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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