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能呢？你来越南时，他已经7岁，你回国时，他12岁，他是很敬佩你的！”
“大概你把我的过五关斩六将告诉他了？”孙洪林笑笑说，“乔干事翻译的文英的家信我看过，我觉得他是个很有谋略头脑的军人，将来比我们强！”
“你以为他对春季攻势的看法有道理吗？”
“当然有道理，你的看法呢？”
“他只说了一面道理，”黎东辉说，“他不了解全局，我不是说春季攻势没有缺点，但总的来说应当肯定。……”
苏军医对此没有兴趣，告辞而去，孙支队长打开了一瓶五粮液，我们三人在他的宿舍里开始了深谈。通讯员机灵地弄了两盘下酒菜来。
“我在巴布山施工段时，有人认为南方解放力量的春季攻势，有点像中国抗战时期的百团大战，”我想以此刺激起黎东辉的谈锋，进一步说，“百四大战是有争议的，有的认为战绩辉煌，有的认为战略上有所失误。”
“这在南京军事学院早就探讨过，”孙支队长说，“它和南方的春季攻势不同。”
“关于百团大战的得失有结论吗？”黎东辉问，“有哪些不同？”
“争论往往是各执一端，”孙洪林说，“有人认为得不偿失，有人认为得大于失，因为不在于我方伤亡大小，而在于当时中国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三角斗争，按着两方相争三方得利的法则，战略上的确有检讨之处。这是我的看法，不管军事上取得多么辉煌的战果，也不管付出多么惨重的代价，首先是把正面战场上的日军吸引到解放区来，造成解放区极大困难，倒是减轻了国民党军队的压力。……”
“我同意你的观点，”黎东辉说，“这次越北军事会议上，对春季攻势也有不同看法，但是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他们两人酒量几乎相等，还像13年前那样，马马虎虎地碰碰酒杯就各自一饮而尽。我用茶相陪，怂恿他们饮酒，我深知三杯酒下肚，无话不倾吐的道理。
“不过，你说话可要当心，”孙洪林对黎东辉笑笑，然后用筷子指指我说，“他会把我们的谈话写到书里去的！”
“我守着本家同志一向是直言不讳，不像你，把话放在肚子里，却要我来替你说。”两人碰杯，然后对我说，“本家同志，把我这句话写进去。”
“我一定秉笔直书，有闻必录。但我不能保证就能出书。也许只能在我的笔记本上藏着，委屈了你们的高见。……”
黎东辉概略地向我们介绍了发动春季攻势的背景：
“这种大规模的攻势，在越南抗法、抗美史上可以说前所未有。这标志着抗美战略的重大转变，也就是从人民战争或者说是丛林游击战争转变到常规战争。……”
“这一点，我倒同意文英的意见，这个转变似乎早了一点，所以给解放力量带来了巨大损伤，在军事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孙洪林说，“同火力强大的敌军进行常规战争，文英说得对，就等于以己之短就敌之长，伤亡必然很大。……”
“这一点，文英当然说的有道理，但他不了解这个战略转变的深刻背景。”黎东辉说，“这一点，我在南方时，就有了初步的体会，美国的消耗战略和焦土政策，严重地破坏了南方的农村，残酷的‘自由开火区’无异于中国日军制造的‘无人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为了躲避轰炸和炮火离开家园。由于进入丛林生活困难，这就被迫流入城市和美军在基地周围设置的难民营。……这样，解放武装力量赖以生存和壮大的社会基础就被破坏了！那么，这些难民离开了家园和土地，既不能支援游击队，也不能参加游击队，便成了寄生性的战争旁观者。……”
“这一点和中国不同，”我颇带感慨地附和说，“越南南方的回旋余地很小，美军和南越伪军的火力和机动力量肯定比当年的日军强大！”
“当时，中国农民支援战争的动力，除了民族气节外，还有获得土地，改善生存条件，为了将来能过好日子，愿意付出牺牲的代价。……”
“红军时候是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战争是减租减息保家保田。……”
“可是，越南南方，美国的疯狂轰炸，改变了一部份农民的心理，在要求分得土地改善生活、取得政治民主方面不但无望，而且家园生命都无保障时，他们求生存求安全成了主要目标，死亡压倒了气节，刚才说了，难民只有极少数散入丛林，而大量地拥入城市，据西贡有关部门统计，南越各大城市有近50万名妓女，有30万年轻妇女在南方12个城市郊区官办的娱乐中心服务。……这就出现了一种我们不太理解的趋势，人民战争失去了人民。”黎东辉觉得这个词不确切，因而解释说，“中国同志把军队比作鱼，把民众比作水，可是南方的情况成了天旱水浅养不活鱼，只能靠北方向南方输送。……我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在中国，解放区的革命力量在敌人扫荡时，还能保护民众的安全，而在越南南方面对敌人的狂轰滥炸，解放力量就很难做到这一点。……根据美国军方公布的资料，解放力量控制的农村人口，只占南越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七！这样，解放区的兵源财源必然短缺，征兵征税自然给解放区增加了难以承受的负担，越来越困难的局面也给解放力量的士气带来不利影响。……这就迫使我们由农村斗争转向城市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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