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登上竹楼敲响黎东辉的家门时，这一家人还没有吃早饭，如果处在平时，显然是极不礼貌的唐突，我将成为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但是，大行不拘细节，大礼不辞小让，我的确是抱着解脱他们全家苦恼的真诚愿望而来，何必弄成假客气呢？我本来就是个不善于察颜观色总是按着自己主观愿望行事的人，即使碰壁也不会变得乖巧！
开门的是黎东辉，他用惊异和悲凉的神色迎接了我。
“坐！坐！”他非常尴尬地让我坐在他的床前的竹椅里，零乱的房间反映出主人烦乱的心绪，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堆满烟蒂，炉子没有升火，他无法给我沏茶。黎文英的房间、阿娟和她母亲的房间都寂然无声。显然，他们还没有起床，也没有准备早餐。我一个外籍客人在这种时候登门，显然使他们全家都非常难堪。
我知道来的不是时候，但也可以说来得正是时候。这种奇异的寂静，使我感到这个家庭正密布着沉重的愁云。它需要一阵狂风把它推开。黎东辉面色如土，面部表情严肃，近乎阴森，两颊深陷颧骨高耸，失去光彩的眸子布满血丝。我知道，我们的每一个响动或是每一句话，其他房间里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黎同志，你听说了吧，阿娟出了点事，真是不幸！”
“我正是为这件事而来！我觉得这件事算不上不幸！……”我觉得我的高嗓门一定能使他们全家都听得清楚！
“算不上不幸？”黎东辉重复着我的第一句话，面带凄恻，“还有什么更不幸的呢？”
“我们没有必要把好事看成坏事！”我冲动地带有抗辩意味的声音肯定能起振聋发聩的作用，“不就是两个优秀的青年男女相恋相爱吗？……第一，乔文亚是个多才多艺热诚尽职的热血青年，他对越南人民有着深切的情谊，他的越语说得流畅自然，连友谊办公室的同志也都交口称赞。……”我把乔文亚的优长之处淋漓尽致地列数了一遍，而后转向了阿妈，“阿娟在我眼里是个完美的姑娘，聪慧、美丽、热情、善良。中国有句俗话——有缘千里来相会。她和乔文亚相爱，不正是有缘分吗？……”
“可是，这是不允许的！”
“是的，问题是中间有一条天河，在主观上，他们并没有错，在客观上，他们还无法渡过这条银河。我们今天不是责备他们的爱情，而是想法帮助他们渡过银河！”
“帮助？怎么能帮助呢？”黎东辉盯视着我，声调里依然含着悲怆，“乔文亚已经被押送回国了！”
“押走了又算得了什么？好事多磨罢了！”我装作不太看重这件事情，“战争年代，成千上万的青年不也是被家人送上炮火连天的前线？‘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教儿打东洋，’乔文亚回国未必就比上战场更令人担忧吧？”
“这有所不同。”黎东辉的口吻里虽有抗辩的味道，心情显然已经开朗多了，“毕竟是两个国家。”
“我相信机缘，国界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以向世俗挑战的口吻说，“就说中越两国的边民，互相联姻的多得不胜枚举，当然还可以追溯到黑旗军和马留人。……也许乔文亚和阿娟一时不能如愿，那是客观的障碍所致，并不是他们两人有什么不能容忍的错误。……”
即使我不点明，黎东辉全家也会感到他们的家族也是中越两国国民联姻的结果，有什么可指责的呢？
这时，我听见黎文英咳嗽了一声，拄着单拐走了进来，我站起来迎住他，他借机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
“黎同志，你说的对，一件事就分怎么看，为这事我还打了妹妹，这真是让我后悔莫及了！”
他说完后坐在竹床上，点上了一支烟。
我也非常清楚，这些带有强词夺理的论点，只是端正了一些认识问题，这当然很重要，因为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端正认识、端正态度、端正立场，几乎是贯彻每次任务的首要问题。可是，关于乔文亚和阿娟的实质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阿娟的孩子怎样抚养？算不算私生子？在公开孩子的父亲是谁之后，社会世俗会不会容忍？阿娟是在无望地等待还是改嫁他人？改嫁他人后孩子将怎样处理？
至于乔文亚信中的许多安排，纯粹是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幻想，我怀疑他能不能信守诺言，因为环境改变之后，思想也会变。那种从一而终、枉自眷恋、殉节痴情，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一方在死守一方却变了心，怎么办？他们很可能从此分手，天各一方，自然各奔东西，各找新的恋人，这就苦了有孩子拖累的阿娟。……对于人间悲剧，就是上帝也无法使他们避免。
这些难题老是在我脑海里反来复去。关键还是在于阿娟如何挺住。在我来看，人生经历，不过就是一种自我感觉的流程，这里面含着一种享受观、幸福观，一种虔诚的信仰和一种人格的力量！我忽然想到了霍桑的《红字》中的女主人翁海斯特·白兰；想到了数不清的殉情者和殉道者。想到那些慷慨赴死的就义者和那些贪生怕死的人；想到那些吃喝玩乐的寄生虫，想到那些奋斗终生献身于造福人类事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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