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3年1月20日就职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早些时候曾向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递交过一份备忘录，他说：“请允许我再次引用历史，我们之所以未能制止东条英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是因为我们没有用团结一致的及时行动。从那时开始了多年的悲剧和危险。”
这就是说，艾森豪威尔希望盟国共同来干预越南的局势了。那时，美国曾准备采取一次“兀鹰行动”，从马尼拉派出二百架轰炸机摧毁越盟的阵地以营救法国守军，保住自由世界在东南亚的桥头堡。……
后来，还有消息表明，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了一项计划：准备用三颗小型原子弹，毁灭越盟阵地。又有消息表明：这项轰炸计划被当时的国会领导人——尤其是林登·约翰逊制止了。一向对共产主义恨之入骨的丘吉尔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极端危险的”。但是，正是这个制止“兀鹰行动”的林登·约翰逊现在却在越战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他是不是也会想到驻越美军将来也会有个“奠边府”呢？
此时，中国人民的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在我盯视着“奠边府”三个字时，便溶为一体了，当年曾在高平、七溪、奠边府战斗过的孙洪林支队长的感触应当更为深刻吧？我决心争取在他的帮助下，即使涉艰历险，也要去拜访“奠边府”这位中越并肩战斗的历史见证人！
第五章
（一）历史之魂
晚上，我一见孙洪林，就再次表达了想去奠边府的愿望。
“如果非去不可。”孙洪林郑重地说，“我想，总是有办法的，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先去找黎东辉，你们也是本家嘛。”然后又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说，“你到底是真黎还是假黎？”
这的确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在国内，尤其是北方，姓黎的很少，而化名姓黎的又挺多，凡是同姓的见面必须寻根究底到底谁是真黎。
我说我是真黎，孙洪林笑笑说：“黎东辉肯定也是真黎，刚才你说应把中国人民援越抗法援越抗美联系在一起，那你就应该从刘永福和冯子材抗法写起。……你去访问他，可以把更深远的历史反映出来。……”
“我听苏军医说，你的回忆录已经写好了。
“离完成还相去甚远，关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我写了大约有五万字的草稿，都放在国内，关于援越抗法我只写了个提纲，还画了个草图，都在黎东辉那里。所以，我可以跟你长谈，至于援越抗美，我只能留到回国后再说。历史，越往后看得越清楚，现在国内那个样子，我看，连我写的抗战部分和解放战争部分都成问题，当时的领导差不多都打倒了，历史都要重写。
孙洪林凄苦地叹了口气，吸了几口烟，他的思绪好像也在吐出的烟雾之中，我不想提醒他也不想打扰他，任凭他的思绪随意飞翔，他好像从回忆的漩流中飘浮上来，说得非常随意：
“这几年，我在这个竹棚里读了很多书。”他指了指小书架，“我看了《东周列国志》，看了《战国策》，还看了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富勒写的《西洋世界军事史》。……”
我走近他的书架，意外地发现还有一部《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王伯祥选注的《史记选》。我告诉他，这些书。在国内已经当作四旧和封资修给扫掉了。
“那部‘格兰特船长’是乔干事借给我的，”孙洪林说，“有时我也需要消遣消遣。我不懂文学创作，可是，我希望你这次来越南，不只是写些好人好事，要写得大一点，高一点，要讲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要光写革命性和优良品格，还是写点智慧，还要有点哲理。……如果你只写些‘铁锤响叮当，汗水湿衣裳’，我早向你声明过，我是不想看的！”
我不由地笑了，反问道：“你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指什么？能谈得具体一点吗？……”
“当然可以，就说冯子材抗法取得谅山大捷之后，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停战协定和《中法天津条约》吧，许多史书上都斥责清政府腐败无能，是历史上少有的‘战胜求和’的外交失败，《中法天津条约》则是丧权辱国的条约。……我并不想替满清政府抱屈，也绝不否认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是现实。可是，这种简单的结论虽然没有风险，却没有历史价值和思辨色彩，没有写出满清政府为什么‘战胜求和’来！是的，国家弱了，就要被人家欺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总有个利弊权衡。……”
说到这里，孙洪林沉思了一下，有点愤慨；
“辱骂弱者指责失败者是最保险的，可是，对人对事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才会公正，谁敢说列宁与德、奥集团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是丧权辱国呢？根据条约，苏俄不但丧失西部大片领土和外高加索的部分领土，而且还交付了大量的赔款。如果我来写这个条约，我就要写出那时的全局来，写出那时的背景来。……”
“是啊，是啊！”我表示赞成他的观点，我说，“关键是能不能彻底取胜，如果不能彻底取胜，就不如乘初胜而收场，这时的谈判是有条件的，可以讨价还价，可以取得对方的让步，如果打败了再求和，那只能是城下之盟了，无条件投降，割地再加上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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