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苏联的范围内所看到的，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变化。那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进化式发展，也不是革命式发展。它是一种逐渐消灭的趋势。
赫鲁晓夫继承了斯大林的职位以后就开始感觉到，恐怖有可能毁坏自己的目标。在暴君的统治下，他和他的同僚们曾经是经常地担惊受怕，害怕突然地遭到清洗。而且，恐怖也使人们的开创精神受到打击，这种开创精神正是维持工业的活力和健康所必需的。他和他的同志们并不是要修改马克思主义，更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是他们的宗教信仰。然而，技术的进步却迫使他们不得不放松现有的暴政，给俄国人民以较多的自由。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由于内在的要求，俄国的工业化使它形成了一个由科学家、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等组成的中产阶级。象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况一样，这些人享受着高工资的待遇。这对发挥他们的技能是有效用的，因为只有较高的待遇才能起刺激作用。今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每年可挣一百万卢布（大约两万英磅），还有相当的一批人收入为几千英镑。这些新贵组成了一个行政和技术的财阀统治集团。不可避免地成了新一代俄国青年崇拜的偶像。
这些年轻人从小受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与西方的年轻人不同，不可能通过民主制为他们的雄心找到出路。他们所受的训练，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基础的，现在，他们也开始考虑自己的口袋了，认为得到的卢布越多越好。这种倾向说明了什么呢？这并不是对共产主义的背叛，因为在一个警察的国家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只是表现了对“有组织贫穷”的反感，而且，无产阶级能发展成为统治阶级这一观念，也随着消失了。不管俄国人今天所受的教育是怎样的，人类自然的天性总是扼杀不掉的。群众中间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个阶层，必将变成新资产阶级的温床，以致最终将要推翻马克思主义。
艾夫里尔·哈里曼先生和菲茨罗伊·麦克莱恩爵士的看法可以印证这一点。前者发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有许多人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教条”表示怀疑。在大学和较高级的技术学校中，“对共产主义思想存在着一种广泛地不关心的态度。”“甚至在外交事务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教条，很难与国外的实际情况相符合，所以，当苏联的学生们对共产党国界外的生活越来越了解时，他们的怀疑也就会不断增加。” [ 作者注：《与苏俄和平相处吗？》，（1960年版），第130-131页。 ]
菲茨罗伊·麦克莱恩把现阶段的苏联，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作了一个比较。那时正是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英国的特点是工业迅速发展，经济突然扩张，工人遭受牺牲，出现了富有的资产阶级。
麦克莱恩当时写道：“但是，读者们也许要问，这些富有的人不都是共产党员吗？他们不都是信仰世界革命吗？当然，他们是的。他们是共产党员，就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是基督教徒一样。他们在规定的时间里参加共产党的会议，参加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问题的讲座。这和基督教徒星期日到教堂去参加礼拜是完全一样的。他们信仰世界革命，也象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信仰最后审判的结论一样。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原则应用到私人生活中的程度，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把基督教教义应用到私人生活中的程度，大致是相同的。” [ 作者注：《回到波克哈拉》，（1959年版），第62-63页。 ]
如果这些看法是准确的，而且也没有理由怀疑它们，那么就很明显，技术正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没落，而使资本主义思想复苏。当西方国家正在把私人企业转向国家企业时，苏联却在从国家控制转向到一种比较自由的社会秩序。这两种运动能殊途同归吗？或者说，它们彼此间要斗个你死我活吗？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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