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才会有值得你冒险的报酬。”邓诗阳立即打断他，扭头瞅了墙上的单面透光玻璃一眼。
老板狡谲地笑起来，问：“那你愿意付出多少让我冒这个险？”
邓诗阳把手伸进外套，摸出一捆对折后用橡皮筋扎着的一百元美钞，轻轻放在办公桌上。
“这里有两千美元。”
看着桌面上的钞票，老板的眉毛动了动，但没作声。
“老狐狸！”邓诗阳腹诽道。他装模作样地思考了一会，才满脸肉痛地再掏出一捆美钞放在桌上，心不甘情不愿地说：“这里一共三千美元，是我的底价。不行的话，我只能去找别人了。”
对方依然没说话。
“看来还是谈不拢呢。”
又过了几分钟，邓诗阳一脸失望地站起来，嘟哝着伸手打算取回放在桌上的美元。
“我接受你的条件。”就在这时，老板出声制止了他，同时迅速抓起两捆美元塞进抽屉。
这天中午，邓诗阳认识了许昭雄——“华利”中餐厅的老板。
许昭雄五十多岁，祖籍福建周宁，出生于台湾高雄，是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一九七七年，受到“中砺事件”影响，他加入了民主团体“夏潮”。三十年前，台湾爆发“美丽岛事件”，由于曾带领示威群众冲击防暴警察，他仓惶出逃，之后辗转到了南非。在德班一家中餐厅，他花了六年时间，从洗碗的学徒做起，一步步升上大厨的位置。
一九八七年，蒋经国总统宣布解除实施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他辞职返回台湾，但还不到一年，他发觉自己无法适应已经物是人非的故乡，于是另觅去处。一九八八年底，他经南非到斯威士兰，用积蓄在墨巴本开了这家中餐厅。
他花了十年时间在餐厅经营上，终于赢得良好的口碑和不菲的收入。去年年底前，他甚至计划在曼齐尼开设第一家分店。
但政变后一切都改变了。军政府废止了原来流通的斯威士兰里兰吉尼，开始发行一种几乎每天都在贬值的新货币。这令他的毕生积蓄全部变成废纸，但他最后还是选择留下来，守护着自己的餐厅，他世上唯一的财产。
两人谈了大约两个小时，邓诗阳慢慢摸清了情况。许昭雄证实了许多飞机上遇到那位维特妮医生介绍过的简况，并且增加了不少他自己了解到的奇闻轶事，当中有些令人听后毛骨悚然。
为了应付国内的物资短缺，军政府对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实施配给制度，把国民按照忠诚度和为国奉献能力划分为不同等级，以获取不定量的粮食。异见分子、政治犯及其家人、艾滋病带菌者都被划归“无用人口”，他们得不到任何配给，全部被流放到隔离区任由自生自灭。
由于政府官员腐败，大量国外援助的粮食和物资被贪污，再运到黑市出售，招致参与援助的民间团体不满。因为提供的帮助没能送到援助对象手里，“乐施会”和“维珍联合”上个月已经宣布撤出斯威士兰。
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军政府实行“连坐”，把犯罪者及其家人一起送进劳改营或流放到隔离区。除此以外还组建了穿便衣的秘密警察，并且鼓励国民检举那些“对总统和国家不忠”的人。在斯威士兰，人民的一言一行都受到监视，每天生活在惶恐之中。
尽管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人，但许昭雄还是压低声音，说话时身体不自觉地向前倾。这令邓诗阳产生一种印象，除了那些军政府统治下的既得利益者，这国家每个人心里都存在着异乎寻常的恐惧感。
了解完民生和社会方面的情况后，邓诗阳叹了口气，然后打听起军队的消息。
听到“军队”二字，许昭雄马上流露出一脸厌恶的表情。他咬了咬牙，回答道：“那帮穿制服的兵痞是群恶根！”
斯威士兰的武装力量统称为“斯威士兰人民解放军”，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国防军、国家宪兵，以及总统卫队。
政变起家的总统对叛乱有恐惧症。他掌权后解散了警察，同时对“革命指挥委员会”进行清洗，把所有可以想像为威胁的人送进监狱或刑场。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他把高级军官全部替换成亲信。任人唯亲导致军队内部腐败严重，军饷经过层层盘剥后，士兵只能领到微薄的薪水。
于是，囊中羞涩但手握执法权的基层官兵们开始想办法提高待遇，而增加额外收入的对象则瞄准平民的钱袋。渐渐地，向管区的商号收取“孝敬”已经成为惯例。但很快，他们发现更便捷的生财之道——放任胸前戴着总统像章的“人民党”党徒四处抢掠，然后再一起分赃。
如果说国防军招平民怨恨，头戴红色贝蕾帽的国家宪兵则令人感到恐惧。它是支直接听命于“国家安全部”的部队，专司镇压和肃清国内反政府势力。他们可以随意拘捕和拷问任何人，毋需通过法院，也不管嫌疑人的国籍。
许昭雄言之确凿地证实，曾经有一名在曼齐尼经营制衣厂的台湾商人，被宪兵抓进监狱拷打。他的妻子带着丈夫的亲笔信回台湾募集赎金，最后向“国安部”交纳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贿款，才将那个被打得不成人形的倒霉鬼赎回。他的罪名是，没在工厂内张贴总统海报和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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