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外是一派典型的黑非洲景象。万里无云的晴空蔚蓝纯净，和草绿色的地平线显得泾渭分明。用和上牛粪的黄泥筑成墙壁，在屋顶铺着干燥棕榈树叶的简陋房屋，杂乱无章地顺着公路连成两片，形成了这个狭长的村落。
路边不时可以看到一个个很小的地摊，正在摆卖各种水果和大块烟熏兽肉，身穿传统服饰的妇女蹲在旁边照看摊子，不住地挥舞动物鬃毛做成的拂尘赶走苍蝇，同时和买主讨价还价。男人们则懒散地坐在树荫下，谈论着只有他们才明白的事。成群皮肤黝黑的孩子光着屁股，绕着房子和棕榈树跑来跑去，或者在汽车扬起的尘土中追逐打闹。
正午前不久，车队离开公路，驶进一处被高墙包围着的大院，来到一栋三层高别墅前。塞姆勒跟着贾巴走下车，一个中年黑人带着一名武装守卫走到车子旁。他认出一张熟悉的脸孔，为首那个年近四十的黑人曾经在索约接受过他的训练，是那批人里面少数念完中学的其中一个。
对方先和贾巴打了招呼，然后微笑着向塞姆勒点点头。他遣退了守卫，亲自带两人走进别墅，并把他们引进一间空荡荡的客厅，还吩咐佣人送来两瓶冰冻的可口可乐。
塞姆勒和贾巴在客厅坐了半个小时，当身上汗湿的衣服被冷气吹干后，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黑人推开门走进来。
“你好啊，塞姆勒先生，又见面啦。我们已经有十多年没见了吧？”黑人青年用发音很标准的葡萄牙语打招呼。
塞姆勒认得这个人，他是贾巴的独生子，其他人都叫他“小贾巴”。十多年前两人曾经在索约见过一面，那时他才十一岁。据说在他二十岁那年离家到美国求学，直到两年前大学毕业才回到安哥拉。
“真是好久不见了，阁下。”塞姆勒伸出手和他握了握。
“关于你的事，我已经听说过了。”小贾巴边说边在沙发上坐下来，然后道：“我想我可以帮你这个忙。”
三个人先是吃了顿简单的午饭，然后在能否召开招聘会的辩论之中，和把人送到索约是否额外收费的争持之下，他们花了三个多小时，终于达成了协议。小贾巴吩咐手下备车，把塞姆勒和贾巴送回海边，以便赶在日落前乘坐游艇返回帕德郎角。
在别墅门口的台阶上告别时，塞姆勒和小贾巴再次握了手，然后走到载他们来那辆“陆地巡洋舰”旁。
“感谢您的帮忙，阁下。”塞姆勒说。
“我会马上派人去找他们。”小贾巴回答道：“我向你保证，你需要的人会在三天后到达那里。”
在回程时，塞姆勒感到异常疲倦。紧绷了一个星期的神经令他昼夜不眠，而且在海上和陆上加起来好几个小时的旅程，早已把他的精力耗尽。现在如释重负的他很快在车上打起了瞌睡，但颠簸的汽车却令他始终无法成眠。所以登上贾巴的游艇后，他就一头栽倒在客舱的折叠床上，沉沉地进入了梦乡。
当游艇在帕德郎角的私家码头靠岸时，邓诗阳和基思正在德班的别墅，和哈罗比召开电话会议。
“购买步枪的事已经有了点眉目。”例行的进度报告后，哈罗比告诉两人一个好消息：“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昨晚才托人去问，今天早上就收到消息。津巴布韦政府正准备向印度尼西亚的平达德公司购买一批武器。”
“消息可靠吗？”
“绝对可靠，这次交易的中间商是一家位于维也纳的武器经纪公司。在那家公司里面有我的熟人。”
“这就奇怪了。”基思听后问：“穆加贝这次不买中国货么？”
“天知道。”哈罗比应了一句，接着幸灾乐祸地回答：“可能是受去年的‘安岳江号事件’影响吧？”
自从一九八七年罗伯特·穆加贝就任总统后，津巴布韦国内的人权状况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而且因为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失败，以及中央银行对物价控制不力，国内经济情况持续恶化，通货膨胀更是达到骇人的百分之十万零伍佰。
在恶劣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穆加贝这位曾经领导反抗罗得西亚白人政府的“英雄”对国内的统治变得岌岌可危。二〇〇八年津巴布韦大选，反对党“争取民主变革运动”夺得国会过半数议席，打破了执政党“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的长期垄断地位。在三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反对派领袖摩根·茨万吉拉伊声称自己高票获胜，但穆加贝政府却一而再地推迟公布选举结果，并拒绝交出权力。
同年四月十五日，中国货船“安岳江－广州号”载着七十七吨销往津巴布韦的武器抵达德班。因为怀疑船上运载的武器会被用于镇压反对派，南非的人权组织和码头工人联合发起抵制，要求政府拒绝这艘船靠岸。
更有人权组织入禀法院，要求法院颁布禁制令，禁止任何人将这批军火运送到接壤津巴布韦的边境。四月十八日，法院作出裁决，允许“安岳江号”在德班卸货，但禁止军火通过南非领土运往津巴布韦。由于怕货物被扣留，“安岳江号”在禁制令生效前离开南非，前往莫桑比克。
之后，“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呼吁非洲港口的工人发起抵制。再加上考虑到船上的武器会进一步恶化津巴布韦局势，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安哥拉和赞比亚等国先后禁止该船靠岸卸货，导致“安岳江号”被迫返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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