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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警卫纪实_孙国【完结】(13)

  当初毛主席来到哈尔滨市休息时,王化成在毛主席居住的房子外警卫。他坐在外面的沙发上,一个晚上也没敢合眼。

  毛主席在哈尔滨吃饭时,为了保证绝对安全,王化成命令宾馆所有的服务员都撤下,全部挑选了政治上可靠的公安部队的处长们,负责给毛主席端饭上菜。给主席做饭的厨师是一个劳模,还是一个老党员,但为了对主席的安全负责,厨师做饭时,警卫人员一直在旁边看着。 1949年千里护卫毛泽东访苏(6)   第二天列车继续按计划行驶。列车从哈尔滨市开出,王化成也是在列车出发前的五分钟才知道。

  列车到了长春,谢富治和罗瑞卿到车站去接毛主席。在大兴安岭隧道炸毛主席专列的计划落空后,国民党又密令潜伏在长春的特务于子洋执行暗杀计划。于子洋是国民党中统局的特务,长春解放后潜伏下来,为了掩护,他在长春市胜利大街租用了一栋两层小楼,纠集金 晓科等十几人,组成了一个潜伏组。于子洋与混入铁路内部的特务刘金鹏密谋,在四平路投放炸药、在道岔处放置大石块的方法企图颠覆列车,加害毛主席。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刘金鹏还在铁路内部发展了苗延年、南云海等多人,以便计划实施时协同行动。这一重大的情况被公安局获知,市委书记刘业雄要求严密监视,定时破案,吉林公安局调兵遣将,在毛主席回程临近时刻,将这批特务一网打尽。

  在长春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时火车晚了15分钟。晚点是为了迷惑敌特,火车又进行了调动。在东江桥下面,警卫人员发现敌人放的炸药和搞破坏的铁路路钉后,及时排除,列车按时通过。

  毛主席访问苏联的消息,后期是公开的。苏联为了表示对这次毛主席来访的重视,毛主席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公布了各地欢迎的情况,这更增加了警卫工作的难度。

  1950年3月4日毛主席访问苏联回国,中央纵队继续担负路线警卫工作。这次访问消息公开发表后,纵队于2月22日接受京津路永定门站路段警戒任务,于26日下达命令,要求各执勤部队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在技术、设备和治安上不能有任何问题,铁路不能受到任何阻碍、威胁与破坏,以确保毛主席返京列车的安全通过。

  邹衍当时是政委,他和吴烈对两个师的任务作了明确的分工与规定。第一师负责永定门站至杨村站的警卫工作,全长58公里,4个车站。接受命令后,各师团领导沿铁路勘察地形。3月1日10时,第一师自海淀、清河,第二师自香山,分别徒步或乘车向指定位置开进。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干部沿途观察地形,划分任务段落,对各桥梁、道口、车站派出了警戒兵力。各级都开设了指挥所,纵队指挥所设在丰台,由邹衍负责。吴烈和杨奇清提前赶到天津,从天津接护毛主席返京。第一师指挥所设在黄村,由副师长蔡久负责,所辖第一团指挥所设在丰台,由团长周俭廉负责;第三团指挥所设在黄村,由团长郭季芳负责;第二师指挥所设在廊坊,由师长刘辉山负责;所辖第五团指挥所设在万庄,由团长聂成龙负责;第四团指挥所设在窦张庄,由团长惠金贤负责。

  3月4日,执勤部队对铁路桥梁、道岔、道钉、枕木、信号旗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并对路基两侧50米范围内进行了搜查,邹衍亲自乘压道车沿途检查。当天14时,警戒部队全部进入执勤位置,兵力密度达到每公里28人以上。22时毛主席的专列安全通过,24时撤销警戒。

  在执勤中,曾发生敌特枪击哨兵、偷割电线、向铁轨上放石头、向桥下放炸药等事件,都被及时发现处理,未造成破坏和伤害。干部战士都为能执行这项任务感到无上光荣,都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全纵队参加此项任务的干部有490多人,每个班都有1~2名干部。团营干部每人负责一个车站或掌握一个连队。执勤分队到执勤位置后,想尽一切办法调查了解铁路情况,沿路基搜查爆炸物。有些战士对桥梁检查一遍不放心,还不畏寒冷,一次次下到水里反复检查,车站每通过一列火车就检查一遍,唯恐出现漏洞。许多战士说,检查有无爆炸物炸到自己无关紧要,能完成任务就行。这简单的语言,表达了对保卫毛主席的高度责任感。部队当时也不太相信铁路处,当时刚解放,铁路上的人员混杂,乡村车站都有团里的干部负责,邹衍在丰台负责指挥,车站那里要怎么调度就怎么调度,一切都为了专列。主席坐的列车到了永定门就停下来了,然后下车坐上早已经等待在这里的汽车回去了。 1949年千里护卫毛泽东访苏(7)   在毛主席回来之前,公安部队一举将毛人凤在北京潜伏的电台抓获。至此,敌人企图破坏毛主席访问苏联的暗杀阴谋彻底破产。

  毛主席这次访问,同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约的签字,标志着毛主席访苏获得了巨大成功。这次访问,对加强新中国的国际地位、维护世界和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押解改造日本战犯(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中国、美国、前苏联、英国、法国、印度、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菲律宾、新西兰等11个国家的法官,组成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首要战犯进行审判。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各战胜国可对侵略的被俘战犯自行审判。当时中国由于内战,没有条件和能力对日本战犯进行审理,鉴于上述情况,苏联将在中国被俘的日本战犯押送到西伯利亚,进行监禁和强制劳动。   新中国成立后,为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声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1949年1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在同斯大林会见时提出将关押在西伯利亚的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由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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