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出这些结论的绝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主要领导人所说明和肯定。这些人是：艾奇逊、马
歇尔、布莱德雷、谢尔曼、范登堡、柯林斯和解多其他的人。这些人都进行了宣誓。他们的
证词还被记录在案。他们受到了各种询问。最后，为了保密起见，证词作了删节，尔后公布
于众。这样，否决麦克阿瑟方案的原因也就成了一件有案可稽的公开事实。所以，无论是
谁，如果再认定这些官员以及总统、副总统求“胜”的愿望不如批评他们的人强烈，对国际
形势的看法比这些人狭隘，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的决心不如这些人坚定，那就十分荒谬了。
可是，这些说法却曾经被人以尖锐的公开批评方式或隐晦的方式作为攻击政府的炮弹，当
时，拒绝批准麦克网瑟的建议被扣上了姑息养奸的罪名。
所以，不是由于匿名的颠覆分子们巧妙地塞进我高级委员会的什么“无须取胜”政策才
导致了政府拒绝麦克阿瑟提出的方案。问题的实质在于，政府要坚持一项根本不同的政策，
即对“胜利”一词作出不同的解释，根据对世界形势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事实情况采取不同的
观点。
很清楚，国家最高层的文职领导和军事领导，由于眼界较宽，关于苏联原子武器的发展
状况有比较高级的情报来源，对于欧洲爆发全面战争可能产生的后果有更全面的估计，因
而，他们对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责任也就有一个清醒得多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即使能在朝
鲜取得战区司令所追求的那种“胜利”，我们也会因此面在其他地方背上过于沉重的负担。
他们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麦克阿瑟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些看法正确与否，在当时都无
法得到证明，今天亦无法证明。向总统提出建议和忠告是他们的职责，因而他们这样做了；
作出决定是总统的职责，因此总统定下了决心。
政府的决定以及作出这些决定的理由很快就向联合国军司令作了传达。此外，为使重点
突出，含意明确，总统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亲自致函麦克阿瑟，对政府的决定做了说
明，所有这些争论最终发展成为观点上的深刻分歧。然而，不管麦克阿瑟的洞察力多么敏
锐，他的信念却是一部分建立在对于世界形势缺乏了解的基础上(无疑，对于完全在他视野
之外的国内政治因素，他更是缺乏了解)，一部分建立在他这个战区司令本人对情报显然作
出了错误判断的基础上。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当就麦克阿瑟的整个方案进行辩论时，参议员林顿.约翰逊
向麦克阿瑟将军问道：“……设想我们采纳了你的方案，中国人被赶回到鸭绿江对岸，但他
们仍然拒绝签订一项条约和达成一项有关他们未来命运的协议，那么，届时你将采取何种对
策？”
麦克阿瑟根本提不出任何方案。他只是说，他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荒诞不经的假设。
“他们退了回去，”约翰逊参议员追问道，“我们将采取何种行动？”
“我认为他们不可能继续处于交战状态”，麦克阿瑟答道。
麦克阿瑟对于事物的判断有时不仅仅凭主观的想象，他还以对情报的错误分析为依据。
我认为，一九五０年十月初，在威克岛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杜鲁门
总统接见了他，同他私下讨论了朝鲜的形势问题。从那次会见的谈话记录来看，麦克阿瑟估
计，即使中国人真的参战，他们可望在朝鲜保持的最大兵力至多不过五、六万人。这意昧着
联合国军可以享有二比一的优势。可是，事实上，中国人在十一月底发动攻势时，估计兵力
达到了三十万人。麦克阿瑟的这一错误判断是导致他发动“圣诞节回国”攻势的一个原因，
这次攻势几乎把我们引向灾难的深渊。
麦克阿瑟并不总是坚信我们能够把中国人赶出朝鲜的。一九五一年十月十日，敌人迫使
我撤回三八线以南的大规模进攻已结束很久，我部队还在医治中国人新中攻势所造成的刨
伤，麦克阿瑟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美国的决心中变(即：不派增援部队，不对红色中
国实施海上封锁，不许轰炸满洲，以及不利用蒋军反攻大陆)，那么，按照他的意见，“如
无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则我军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半岛。”只是在联合
国军恢复了元气、信心和斗志并再次接近三八线之后，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四、五月间粉碎了
中国人第五次钳形攻势之后，人们才重又听到了要求取得彻底的决定性胜利的呼声。
至于我本人，从来就不相信，如果俄国人不派兵介入战争中国人能够把我们赶出朝鲜。
而且，我和第8集团军全体官兵一样都深信，如果我们得到命令，我们完全可以在一九五一
年春季一直推进到鸭绿江边。然而，发动这样一次进攻所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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