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他的职责所能允许的了。在政治派别自私狭隘的偏见表现最烈的时刻，在为一九五O年
秋末冬初令人痛心的失败感到羞耻和灰心的时刻，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似乎忘却了这些基本
常识。
这些就是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舞台上的两位重要人物争论的主要问题，而政府当局与军事
当局究竟谁领导谁的问题是这次战争引起的最为敏感的问题。按一般的推理，根本不应该出
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原则就象我们政府工作中的所有原则一样，是早巳存在、牢固
确立了的。
如果只是这么一条原则而没有那些有意无意地缠绕着它的虚构的问题和琐事，那么，我
相信，大多数美国人本来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总统的。可是，这场争论与其他令人伤脑筋的问
题纠缠得太深了，那些问题又没有一个能完全为人们所理解。其中一个存在很久的问题是我
们的中国政策问题。其他的问题则是：原子武器的正确使用问题；有限战争的最新思想问
题；以及在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助前提下对主权的含义作必要修改的问题等等。
可是，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杜鲁门总统或麦克阿瑟将军究竟谁有权来决定我们对外政策
中的重大问题？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对此事作证时所表明的那样：“这个问题是由于司
令的地位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总统等人的地位存在着固有的差别所造成的。作为
司令官，其使命仅限于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内对材一个特定的敌人；而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
国防部长和总统，则要对美国的整个安全负……并且必须处理好在世界某一地区的利益和目
标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所有利益和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
“在我们的军事史上，这种分歧并不新奇，”马歇尔将军接着说，“要说有什么新奇的
并使我们必须罢免麦克阿瑟将军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区的战区司令公开地对美国的对
外政策表示不满和反对，这种情况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他)……发展到与美国的既定政策如
此格格不入的地步，以至于是否还应当允许他继续行使一个战区指挥官通常所拥有的那种作
出决定的权力都成了很大的问题”。
可是，我认为，下述情况对国家来说还是值得庆幸的，那就是问题毕竟暴露出来，而
且，选举产生的政府首脑完全由于他个人内在的恢弘气魄和高度勇气而不是由于来自政界或
军界的任何压力，对问题进行了断然处置。总统的决定可以说是一项有力的预防措施，能够
防止再度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在今后某个重大的危急关头，其他人也会跃跃欲试，企图向宪
法赋予总统及其顾问们的制定对外政策的权力挑战。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国务院正在拟制一份总统声
明，大意是，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三月二十四日，这项声明即将最后定
稿。声明将表明，我们愿意在撤回到战前分界线的基础上解决问题。
可是，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麦克阿瑟将军擅自发表的一项声明拆了总统的台，激怒了
我们的盟友，而且使中国人处于如果真要接受邀请进行谈判就会大丢其丑的难堪境地。了解
实情的人都不会天真到认为：麦克阿瑟不知道自己的声明可能会造成何种后果，也没有任何
公开反对总统的企图。三个多月以前，亦即一九五O年十二月六日，杜鲁门总统向全体官
员，包括麦克阿瑟将军在内下达了一项专门指示，禁止发表有关国家对外政策的任何公开声
明。
但是，专门下达这项指示实际上是多此一举。根据我国宪法，制定对外政策向来就不是
军人份内的事情。那是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所特有的、专门的和正当的职责，这个规定不会因
为有谁评论现行政策“正确”与“否”而受到影响。只有在专制制度下，一个军事领导人才
能独断专行，由他一个人决定在与其他主权国家交往时本国应采取何种方针。
麦克阿瑟的一句话就打乱了国务院发表声明的计划。
因为，麦克阿瑟说：“因此，敌人现在一定已痛切地认识到：联合国如果决定改变其把
战争限制在朝鲜地区的容忍态度，而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肯定会使
赤色中国在军事上面临迅速崩溃的危险。”这句话如此明显地主张彻底改变联合国的方针，
以至于无论是谁，如果借口说这仅仅是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表达了一种想接受别人投降的
愿望，那都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即便是要求对方投降(麦克阿瑟的话中包含了这个内容)，也
会给人以联合国的立场突然变得强硬起来的感觉，而且还会使我们丢丑，那就是我们当时根
本没有力量对中国施加压力。
这就是军界与政界之间摊牌的背景。摊牌的时刻立即就到来了。结局是不言而喻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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