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备器材，缺少到了可悲的程度。空军一开始没有喷气式战斗机，一般作战飞机和输送部从
的运输机也不足。空军的照相侦察能力被削弱，照片判读人员奇缺。这给地面部队的行动带
来了严重困难。在国内，武器和装甲车辆的储备削减到少得可怜的地步，生产设备则有的拆
除，有的绝对加以封存。我们对于联合国阻止任何重大侵略行动的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我
们知道这个世界对战争已经厌倦，还认为共产党“不准备”使自己卷入大规模核屠杀之中。
此外，我们煞费苦心地避免引起潜在敌人与我们发生重大争执。，我们对在敌人入侵前夕获
得的情报作出错误的判断，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咎于上述一厢情愿的想法。就在北朝鲜人
民军大规模越过边界的前六天，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战地情报机构曾报告，发现三八线以北
“敌部队在广泛凋动”，同时还发现；“三八线北侧的全体居民转移至距该线两公里外的地
区，元山至铁原铁路的民运业务己经停止，该线仅用作军用物品的运输专线，武装部队正向
边界地区运动，大枇军械和弹药正运往边界地区”。怎么人们看到了这份报告居然还没有想
到敌人的进攻，实在令人费解。
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东京盟军总部的情报部门没有从这份情报中得出任何结论，而
是按例行方式，在没有标明急件的情况下便将其转呈给了华盛顿。总部后来企图推卸对这种
近乎典型的作战准备活动未能加以说明的全部责任，并坚持说，他们曾向华盛顿“转呈过全
部事实材料”。
但是，这井不能开脱他们的如下错误做法，即北朝鲜军队一22一发动突袭的前六天，
总部曾向华盛顿、呈送过一份解释性的报告，报告指出，“显然，苏联顾问们认为，现在利
用政治手段（着重号系作者所加）制服南朝鲜政府比较适宜，特别..是鉴于北朝鲜在南朝鲜
进行的游击战遇到了严重的挫折。”
所以，总部的责任是无法开脱的。我从为，问题狠明显，总部象我们在国内外的许许多
多美国人一样受到一种信念的影响，即认为，所有这些动向和零星入侵事件，只不过是对方
向我们展开心理上的＇冷战＇时所，采取的一种狠正常的做法。这种“冷战”不仅在朝鲜，
而且在我们认为重要得多的其他地区也在进行着。除此之外，东京还有一种不信任亚洲谍报
人员的倾向，认为南朝鲜人有一种特别的毛病，，还未看到狼就惊呼“狼来了！”还有一个
实际情况，即北朝鲜军队的这种调动一九四七年也曾发现过。当时，三八线与后方地区全副
武装的北朝鲜部队之间已开始进行一年一度的换防。我认为，真正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未
能恰如其分地估计北朝鲜人民军所具有的强大的战斗力。这一错误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血的
代价。战争爆发时，总部对于阻止侵略者所需兵力的估计数，几乎不得不一天一天地在增
加。我们简直从未正确估计过敌人的实力。
正当南北朝鲜之间的紧张局势明显加剧时，我们开始从朝鲜撤出最后一批战斗部队。有
人硬说我们是遵照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这样做的。可是，要求撤走一切外国军队的决议是美国
自己起草并提出的。美国是在不顾联合国临时委员会和李承晚警告的情况下起草并提出这一
决议的。他们的警告是。朝鲜正濒于“残酷内战”的边缘。当时，我们的国策已定，决心摆
脱这种烦人的军事义务。因此。当最后一83一一批美国部队即将乘船回国时，我们对沿边
界发生的武装冲突有意置之不理。我们正视当时实际局势的唯一做法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做出
了一项决定，即完成六万五千人保安部队（南朝鲜当局很快将决议中的这个词改换成了“军
队”一词）的装备任务，并向四千人的海岸警卫队提供缉查海上走私、防止海盗和敌人海上
渗透所必需的船只。这支军队的＇装甲部队＇＇是由少数侦察车辆和一些半履带车辆组成的
这支军从的步乒师中有四个师每师仅编有两个步兵团而不是通常的三个团。整个陆军只有九
十一门105毫米榴弹炮（按美国陆军的编制，师属炮兵应有四百三十门火炮，并可得到非师
属炮兵同类口径和更大口径火炮的支缓）。
我们自己在南朝鲜的部队最初削减到只有一个团战斗队，最后则只留下一个大约由五百
名官兵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其缩称即人们所熟知的KMAG，读作“凯马格”）。由威廉。罗
伯茨准将指挥。该团负责向南朝鲜营以上单位派遣军事顾问。这就是北朝鲜人为发动入侵而
进行最后阶段的炮击和轰炸时我们留在朝鲜的全部人马。一九四九年六月，沿三八线发生一
系列小规模袭击事件之后，北朝鲜军队侵入大韩民国领土瓮津半岛。几乎在同一时刻，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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