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阴谋的傀儡和迟钝性刚一开始表现出来，我便很快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一个真正的军事-集团不应该这样行动。他们也许是寄希望于别的什么东西，也许是寄希望于全民的恐惧？或者寄希望于一切都顺理成章的一蹴面就?
无论如何，都应该利用这一点。我给拖拉乔夫的电话，后来证明是打对了地方。他正被委托在莫斯科布开历有的军事装备。而阴谋组织者们恰好把宝压在了武器装备上，压在其庞大的数量上，压在不以特别行动小组而是普通的士兵致使莫斯科完全瘫痪上。他们不想流血，而且希望在西方政府面前保持形象。正是这种行动中的双重性同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他们在战术选择上犯了极大的错误。我们应当感谢他们的错误。
＊＊＊
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回忆起那天早晨，想弄清，是什么救了我们？我在脑海里将一件件事逐一地回想过。我曾是一个运动员，很清楚地知道，比赛里常有这样的情况：某种突然的动作会使你感到，获胜的机会有了，可以大胆地抓住主动权。
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的那个早晨，我似乎就感到了这种动作：快到早晨9时了，电话还在响着，别墅周围没有什么明显的人员走动。该开始行动了，于是我决定去白宫。
在出去时，他们可能会在埋伏地向我们开枪，也可能在公路上抓住我们，还可能有人扔手榴弹，或者用装甲车在路上压死我们。但呆在别墅里是很荒唐的。即便是从抽象的安全逻辑出发，我们的决定也是荒唐的。虽然有防弹汽车给我们"引路"，但对于真正的安全来说，这没有任何意义。
警卫队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方案：用船把我运到河与公路的交叉口——我装扮成一个打鱼人，然后再用汽车把我接走。
最后还可以找到一条最巧妙的途径，或者说离开莫斯科——躲藏起来，逃避追踪。
后来我才知道，特别行动小组一直在树林里观察着我们的举动。小组头头喝了200克白酒来壮胆。他每时每刻都在等着消灭或逮捕我的命令。在4个小时里，这些小伙子们注意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当他们了解到我们是前往莫斯科去市中心时，才放下心来。因为我们不是躲藏起来，相反是去最危险的地方。
西拉耶夫的汽车第一个开了出去。他已经从白宫打来电话说正常到达。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痛苦的时刻，不会忘记这些军事装备组成的长长的车队，以及科尔扎科夫肩上的冲锋抢和当时那刺眼的阳光。
＊＊＊
从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临行前，妻子曾叫任我说道："你去哪儿？那里全是坦克，他们不会让你过去的……"我觉得应该说点什么，于是说道："我们的汽车上有俄罗斯的国旗，带着它我们就不会被阻止。"
她挥了挥手，我们就出发了。
我很清楚地记得这种感觉，当我穿上又大又笨重的防弹背心时，就考虑着该和妻子说什么，用什么安慰她。于是突然间想到了这面小旗，一面这么小的旗!说实在的，那时情况很不乐观。一切都是不稳定且不可靠的。现在去白宫，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到埋伏。
即使冲出去，也可能是一个陷阱。往日熟悉的土壤似乎正从脚下逝去，而只有这面小旗才是现实的、真正的、意义重大的。
大概，这种感觉也支配着周围的人们。我们应该为某种东西去斗争，我们有这样一个希望象征。这不是后来有些人在大会上和在反对派的报刊上恶毒地指责我们在搞的什么政治游戏。恰恰相反，这是希望永远从这个肮脏的泥潭、一连串的背叛行为和危险的游戏中摆脱出来，是去捍卫俄罗斯的这面旗帜，是我们对伟大祖国美好而正直的未来的坚定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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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鲍里斯·叶利钦
译者：李垂发、何希泉等
第三章 帝国的崩溃（2）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19日
瓦连尼科夫在乌克兰领导人克拉夫丘克的办公室里向各位地方领导人论证乌克兰实行紧急状态的必要性……
全副武装并完全作好战斗准备的克格勃莫斯科分局的"Ｂ"组，已换防到市中心的捷尔任斯基文化宫……
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们收到一份有点含糊不清的命令，要他们作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所要求的关于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的结论……
军方的"无线电干扰"开始干扰地方的无线电台……
在波罗的海和格鲁吉亚的作战部队开始换防……
＊＊＊
我的汽车驶进白宫，家人还留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
一个穿着空降服约8个人的小分队汽车朝休养所的大门开来，队长出示了中校扎伊采夫的空降兵部队身份证。他们向卫兵解释，说是按格拉乔夫将军的旨意前来保护叶利钦总统的。但凑巧的是，那天的家庭卫队长是萨沙·古列什，他很清楚扎伊采夫中校根本不是什么空降兵，面是克格勃的军官。
萨沙在这一事件前不久，曾在克格勃的学校里学习过，面这个扎伊采夫曾经去那里讲过课。年轻人自然记住了他，而讲课人却没有记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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