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一种缺乏信心的感觉仿佛贯穿整个宏图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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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白宫大楼内正进行着紧张的、乍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天的头等大事就是我已说过的通过了告俄罗斯人民书和俄罗斯总统1号令。我们将这些文件发往了其他城市，当然只能通过电话和电传。电话通讯——无论政府电话还是市政电话——一直都时断时续。
那一天，新闻工作者们表现出异常的勇敢。白宫内聚集了很多记者。他们手待各种录音机、摄影机和照像设备，勇敢地冲进许多难以接近的大门，耐心地等待着采访，有的甚至毅然投身到"民兵"的行列。
据我所知，酷爱自己事业的新闻工作者们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以这种职业的代表们所特有的执着和热情辛勤地工作着。他们的存在对我总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尽管克格勃的特务和各种奸细们可以披着记者的外衣混进白宫。但是由于形形色色的人们在大楼备层之间往来穿梭，实际上已不可能抑止这一股股强大的人流。人们突破重重警戒线，源源不断地涌来——有人民代表、各个政党和运动的代表及军人。许多人前来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组织卫队，提供资金、食品、药品、装备等等。
对这股庞大的人流应当加以疏导和调整。于是我们便做出了以下的分工：布尔布利斯的办公室为"社会政治"总部，各种知名人士进出其间，记者向这里传送各种消息和传闻，然后根据这些材料不断整理出对事态发展的新认识。
我指定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科别茨将军负责协调军人的工作。他召集了一些军人来研究大楼的平面图，通过自己的各种途径弄清参加这次军事政治大检阅的部队番号，制定受到攻击时的行动计划。
鲁茨科伊负责白宫的保卫，从事那些从清早就开始聚集到大楼周围的人们的"社会工作"，组织我们的战斗力量——总统卫队和一支人数不多的警察分队以及由退役军官、职业保镖和其他战士组成的志愿兵队伍。这一活动的实质在于组织集会和"人墙"，检查岗哨和制定安全守则，如"……在白宫受到催泪瓦斯和神经麻痹毒气弹攻击时应用浸湿的毛巾捂在脸上……"等等。
我知道，所有这一切活动多少带着幻想的、至少是外行的性质。
但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人们发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处在惊惶失措的状态了。人民对白宫强有力的支持已使得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策划的闪电式叛乱越来越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第二个政治举动是致卢基扬诺夫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提出了我们对联盟议会首脑的要求：公布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及其所在地的真相，立即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对紧急状态做出法律评价，取缔非法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
备忘录文本由西拉耶夫、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送给卢基扬诺夫。在那种紧张而难以预测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相当冒险的举动，但是，结果却一切正常。
在这天的中午，我们作出了决定，一旦白宫陷落，就成立流亡政府。为此，第二天早晨安德烈·科济列夫飞抵巴黎，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外交部长可以在未获得全权的情况下宣布成立流亡政府。我们还派以奥列格·洛博夫为首的小组前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以便在俄罗斯领导人被捕和莫斯科叛乱成功的情况下在俄罗斯领导民主抵抗运动。
在白宫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我们再一次陈述了自己的基中原则：我们要得到有关戈尔巴乔夫的真相；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的，因此政变的所有参加者是罪犯。
我已感到形势在逐渐变化。
叛乱分子们对国内所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除了官方政权以外，出现了社会舆论的一些领袖、政党、文化界的独立权威人士、民主报刊，等等……。要想堵住人们的嘴，只有通过残酷的血腥镇压、大肆的逮捕和死刑，或是用各种诡计在紧急状态的条件下以独特的新闻花招愚弄社会舆论，然而所有这一切叛乱分子们都没有用。这样，他们全盘皆输了。
但是，此时外省的情形却迥然不同。我们在一份文件里号召公民们举行政治罢工和采取公民的抵抗运动。到了中午时分才知道，准备宣布罢工的仅有库兹巴斯的3个煤矿(那里有得力的工会领袖)，可能还有莫斯科的几家企业。大部分居民正在观望等待。
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俯首听命的传统，密如铁丝网似地渗透全国的各个角落，这一点构成了叛乱的巨大优势。联盟和备个机构卓有成效地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工作着——国家的电话、电报不断，传达着各种指示，学校、办公大楼和工厂等地都在举行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苏维埃"社会各界人士"的会议。当然，并非一切都如他们所想像的那样顺利，少数地方亦发出了抗议的声音。但从整体上看，旧的机构又一次表现出身手不见的本领。根据莫斯科的旨意，全国各个城市相继成立了由党的领导人、军人和地方负责人组成的特别机构。有些地方出现了区和市级规模的小型紧急状态委员会。一切都以外省所特有的从容不迫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进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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