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会议开始前10分钟，宪法法院院长佐尔金来了。我知道他的位置安排在第一排最左边，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的位置安排在第一排最右边。佐尔金想坐到中间的一个位置上，他站立一小会儿，摇了摇头，然后很谦逊地坐下。哈斯布拉托夫也在自己的位置旁站了一小会儿，想了想，还是坐下来。谁也没有坐在他的旁边。他在安乐椅中好一阵子坐不安定，似乎在认真思考着文件。
我的关于宪法、新宪法程序的发言时间为40分钟。对这个报告我作了认真而详尽的准备，并且非常认真地修改了第二稿(第一稿我早已断然否决，作了15条重要修改意见)。我彻夜伏案，整个身心都处于紧张状态。而且我沉重的预感得到了证实。
我刚刚开始发言，哈斯布拉托夫就写一张纸条，把在讲台旁边值班的工作人员叫到跟前。这位工作人员拿了纸条，走回来放到抽屉里，而不是放到桌子上。哈斯布拉托夫见此状大不高兴，就坚决地向切尔诺梅尔金示意：请让我在叶利钦之后发言。虽然有确定好的议事日程，可是我刚刚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他便一跃两超，冲向讲台。于是乎就开始了……
整个大厅的人顿时情绪激昂。精神亢奋，委婉地说，人们的表现并不大得体。响起了砰砰的关门声、打口哨声，荒唐胡闹的气氛笼罩整个大厅。会议刚刚开始就遭到破坏。
但是，会间休息时，几位新闻记者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您对第一天有何感想？"我答道："会议要继续工作，而不理会议长的挑衅行为。"
不过，哈斯布拉托夫毕竟不是那个身材消瘦、语气客气的哈斯布拉托夫了。他的眼睛也不像平时那样炯炯有神……
代表斯洛博德金开始喊叫起来，冲向讲台。人们不得不把他拖出大厅。
我突然非常清晰地意识到，我萌生了一个不可遏止的强烈愿望：把这一伙人全部赶走。
另有一件事也破坏了我的心情。早晨，我办公室里与鲁茨科伊直接联系的电话线路灯纠缠不休地亮了整整5分钟。我没有提话筒，灯也没有灭，整整亮了5分钟。要知道，在鲁茨科伊那里已切断了与我的直通线路。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技术员在休息天用酒精洗接头，把两头接在一起封闭了线路。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他能够封闭线路，那么他还能够干什么？人们回答我说，不，不会再有什么了，只有封闭线路这件事。
算了，这一切现在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已有了一个开端。
1993年5月5日
会晤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
这次访问前克林顿总统打了两次电话。
第一次他祝贺在全民公决中取得的胜利。第二次是要求同他马上讨论对波斯尼亚实施军事制裁的计划。
当时，我的反应是：这样做不能解决问题。克里斯托弗马上要来莫斯科(他的访问早有安排)，我们将详细讨论这项计划，作出一个双方赞同的、考虑周全的决定。而现在，比尔，请不要向我施加压力。他同意了。
我再一次权衡了整个形势。克林顿的战略很清楚：你们若不想达成协议——我们就开炮。但是要知道，国际社会的计划从拟制到商定要整整一年的时间；而一次火箭袭击有可能永远葬送整个和平计划。南斯拉夫的和平只有我们的孙子们才能看得见了。
可以清楚地看到，军事计划已经有一个非常详细、经过周密考虑的方案了，里面明确了我们的作用。也许只好将联合国部队派遣到隔离走廊地带。然而，目前谈论这些为时尚早。目前仍然有潜力——也许能够迫使他们通过和平方式达成协议。
1993年5月7日
在座落于莫斯科人所熟悉的布待尔斯基监狱旁边的内务部总局文化宫里，正在举行于5月1日牺牲的民警弗拉基米尔·托洛克涅耶夫的遗体告别仪式。诺沃斯洛博茨基大街已被戒严。阳光灿烂，街面空荡，寂静无声。同时，就像5月初积雪刚要消融殆尽的时候常有的情况那样，街道上还有些脏乱，尘土飞扬。
与一个人永远告别是令人痛心的。
当然，我们决定给他的家庭发一笔数目可观的抚养费。我们不会把他的孩子丢在一边不管。但是……
这一切我还是有点儿理不出头绪。5月1日举行游行，我们苏联人，嗅，我不十分清楚，——总是要联想到冰棋淋呀、啤酒啦、室外烤羊肉串叼、通红通红的旗帜呀，这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能联想到要流血吗?
电视上播放着目不忍睹的画面。也许可以这样推测：瞧，当时拥挤不堪，发生了打架斗殴现象。在斗争紧张的时侯。一个小伙子不知受到什么打击，被什么东西打倒在地。然而，摄像机的暗箱却不会撒谎造假。一个人冲上载重汽车，抓住方向盘，猛力加大油门，看样子他想杀害那伎民警。这是有意杀人。
现在，立刻产生这样的问题：从两边围起来的一排民警为什么竟如此没有自卫能力？喷水机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用催泪瓦斯？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们拿来哪怕是一杆装有塑料子弹的枪，以便在必要时驱散有挑衅性的人群，这应该怎么办?
我站在托洛克涅耶夫的棺木旁，望着他年轻的遗孀。
我，一个国家的总统，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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