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戈尔·盖达尔生长在一个苏维埃文学世家。这是一个有名望的家庭。他的祖父是著名儿童作家、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极为丰富的人——阿尔卡基·盖达尔。他的外祖父是著名的乌拉尔童话作家保尔·巴若夫——俄罗斯语言大师。叶戈尔的父亲是海军少将、著名记者铁木尔·盖达尔，他多年担任《真理报》驻国外记者。叶戈尔随父亲一道在古巴生活过，后来又去南斯拉夫，在贝尔格莱德中学毕业。1978年时戈尔获得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红色毕业证书"，在整个学习期间他没得过一个"良"，成绩全部是"优"。他们系主任是加夫里尔。波波夫。
盖达尔在科学院属下的几个研究所工作过，后来在《共产党人》杂志社任职，还曾任《真理报》经济部的编辑。我们相识的时候，他已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担任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他有3个孩子。这就是这位30出头的学者的大致经历。
后来，盖达尔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是在非常有趣的形势下开始改革的，当时我们可以花许多时间列举我们缺乏什么条件以及为什么不能进行改革。我自己就可以头头是道地解释，为什么在1992年不能进行改革。在议会中得不到稳定的支持，没有正常的、有效能的政权机制(军队、海关、警察机构)，这些机构已经被90年代初的政权危机所伤害。
16个中央银行代替了原来的统一的银行，没有私人经营的传统，在波兰有强大的私人经济成分，而在俄罗斯却没有。没有一分钱的外汇，没有黄金储备，没有能力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吸引游资。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我们再也不能什么也不做，只是解释为什么不能做任何事。"
最初我审阅了盖达尔的经济改革构想，后来又认识了作者本人，我同意了布尔布利斯的意见。又过了几天我签署了关于任命叶戈尔。盖达尔为副总理、经济部长的命令。与此同时，还任命了与盖达尔意见一致的几个人担任政府中经济部门一些关键岗位的领导。
当时，对于盖达尔的工作班底来说，布尔布利斯的威信是不容置疑的。部长们提交给总统的问题是通过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来解决的，即部长们来到他的办公室，如果有必要，他便按下电钮与我直接通话。
当时很少有人了解，比起布尔布利斯，盖达尔就其潜力而言作为政治人物并不弱。盖达尔的部长们和盖达尔本人的宗旨是：你们的事是政治领导，我们的事是搞经济。不要干扰我们，让我们正常工作，那我们就不会闯入你们的高层范围，不会闯入你们的机变莫测的"制作间"，反正我们对此一窍不通。
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布尔布利斯在那一时期是内阁的实际首脑。他提出一个准确的策略思想：为了避免因总理人选问题导致局势再度紧张，在代表大会上暂不进行表决，在这一过渡时期，委托时利钦总统实行对政府的领导。这个建议通过了。
每星期二，内阁成员中分管经济的人在第一副总理主持下开会。布尔布利斯还在跨地区议员团工作时，就喜欢无拘无柬的工作环境，如今如愿以偿，大家喝着茶，吃着面包片夹香肠，决定着战略问题和策略问题，还有干部的调配问题。在这种"亲密的小圈子"里工作有其长亦有其短。例如，来自伏尔加格勒的原来在执委会工作的干部马哈拉泽当了副总理，而他在这个岗位上没有建树，还有，阿列克谢·戈洛夫科夫原是盖达尔那个研究所的初级研究员，当了部长会议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人，这个位置要求麻利能干和有经验的领导人，需要有行政管理才能。结果，文件管理中出现了偏差……
我为什么要叙述这些细节呢？这是因为，这些细节证明着根纳季，布尔布利斯的工作风格，他不喜欢作为一个阶级的官僚群。蔑视机关事务工作。他喜欢盖达尔的那些部长们的慷慨激昂的斗志，这些人真想用牙齿撕碎官阶森严和垂直领导的日益衰微的那一套。
后来我才懂得，盖达尔与布尔布利斯的不同之处是盖达尔更适合从事国务活动。
一般说来，盖达尔的那些部长们，我指的是其中一部分，而不是全体，他们根本不善于落实自己的纲领、计划。一遇到逆境，他们往往不知所措，不会化险为夷。布尔布利斯由于天生厌恶机关行政事务、起草文件等事，不能给这些部长以支持。而盖达尔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角色，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
……倘若让彼得·阿维彦担任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我只是举例而言，如果阿维彦离开岗位一年后来担任此职，他会在今日俄罗斯经济活动中得心应手地工作，如果真能这样，说实在的，可以让他担任经济领域里的任何职务，因为他思维敏捷，国际联系甚广，具备足够的条件。
俄罗斯历来抵制实验者。在俄罗斯想建成些什么是很困难的，而想摧毁些什么就更困难。
事情很快就明朗了，迅速地接二连三地作出一些决议之后。盖达尔政府处于完全孤立之中。
盖达尔的人没有到全国各地走-走——根本没有时间。从一开始他们就认为哈斯布拉托夫的议会是向他们施加压力的工具，是所有反动势力的象征，而对这些反动势力则应进行斗争。他们对鲁茨科伊也待这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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