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在各城市都有部分教师提出自己的要求，应当指出，这些教师并没有采用公开的对抗行动。这大概是由于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具有天生的谨慎与保守性口巴。
我们制定了一份各行各业工薪人员的统一的工资表，也为教师制定了行业工资表。调资体系是很复杂的。工资是增加了，但据说提高最低工资的做法不够灵活，也不如我们设想的那样立刻见效。这样一调整，整个工资表就有所"跳动"。我希望，我们都能活到稳定时期的到来。
下面谈谈矿工。大家都知道，叶利钦与矿工们有着"特殊的关系"。诚然，现在顿巴斯的事由克拉夫丘克操心了。但是，沃尔库特和库兹巴斯归我管。我以前常到那里去，以后也还会常去。从这些地方不止一次地传来对我发出的强烈要求，同样，这些地方常常给我以支持。
其实，矿工们提出要求，决不像哈斯布拉托夫描绘的那样，是由于什么盖达尔只顾改革大业而忽略了矿工们的经济"小业"等等。矿工们还没到饿肚子的地步。他们并不反对改革。但是，他们奋起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坚持主张他们从事这种劳动，就应当从总利润中得到应得的那部分。当时，在煤矿这类企业我们还没有明确的效益分成机制。我们旷日持久地进行着艰难的谈判……
应当说，1992年春季和夏季，全国上上下下都能听到一个时髦字眼——"停转"。因为缺煤，铁路停转了，车间停转了，运输业停转了——在这种情况下尤里·斯科料夫在同矿工们曲谈判中表现了非凡的果敢。
亲近的人 斯科科夫
我同尤里·斯科科夫相识是在我于莫斯科市党委工作期间。他是一个大型国防企业——"量子"工厂的厂长。
在他的选区，与他竞选苏联议会人民代表的对手是当时担任《星火》杂志主编的著名作家、评论家维塔利·科罗基奇。由于种种微妙的原因，加上我在第一本书中描写的党的计谋，尤里·斯科科夫被选上了。他的表现堪称党的有原则性的代理人物。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斯科科夫是个聪颖的人。他非常内向，担任过西拉耶夫领导下的最高经济会议主席，在盖达尔执政期间担任过安全会议负责人。这两位领导过他的人都感受到斯科科夫身上独具内在的威慑力量，而且这二人不止一次地因为斯科科夫与我发生冲突。
斯科科夫在叶利钦身边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斯科科夫是个确实存在的"影子"总理，我仿佛时时刻刻都注意到他的存在。
……我没有提及过尤里·斯科科夫在8月政变期间所起的作用。他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可能，他比保卫白宫的某些抛头露面的领导人所起的作用更重要。作为我的代理人，斯科科夫同军方代表和内务部代表——格拉乔夫与格罗莫夫——经常会晤。这些接触完全是秘密的，对我们具有决定性意义，至少在道义方面。在这些活动中，斯科科夫表现得谦虚、平和，正因为如此赢得了敬重。
我明白了斯科科夫的总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立场，与我的立场、盖达尔的立场还有那位布尔布利斯的立场都不一样。他的两面性一直使我的拥护者们捏把汗。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懂得，在当前的俄罗斯应当为强有力的政权工作，而不是反对这个政权——采取这样的立场又有什么不好呢？就算是"影子"总理吧，反正在党的领导人、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当中，斯科科夫无疑总是享有一个政治家的威望，他不断地督促着在位的总理加紧工作。这里不妨讲一个有趣的细节：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在白宫内为总统权力机构的唯一代表斯科科夫留下了一间大办公室。
1992年年底之前，斯科科夫身上出现了一种怪癖。在与我见面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经常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裔，您周围都是敌人，唯有我一个人忠于您。"——这使我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想法：他是不是受了迫害?
……我认为，他这种强有力的人物极难作出选择。他为俄罗斯的民主政府效劳乃是"为了某种利益的联姻"，他很难接受这种局面。他明明知道国会在准备干什么，根据各种消息来源他掌握可靠的情况，但他无法决定自己的立场，于是他被摧毁了。或者说，至少他被折腾垮了。
但是，我们也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再度见到尤里。斯科科夫的身影？我希望他是一个更为坦率的人。
＊＊＊
1992年夏，飞往美国之前，在机场我发表声明，任命盖达尔为俄罗斯部长会议代主席。
布尔布利斯和盖达尔本人曾把我置于相当为难的境地。那种旧的格局——即内阁首脑是位政治人物，而第一副总理掌管着经济进程——终于结束了。
在重新被任命的副总理当中，毫无疑问，没有一个人能指望成为盖达尔班底的领袖人物。盖达尔本人越来越紧地把控制杠杆抓在自己手中。现在甚至连人民代表们也惧他几分、敬他几分，尽管哈斯布拉托夫和最高苏维埃方面仍然不时对他进行"心理攻击"。
1992年夏季到来之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心出现了另一个经济问题：关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我国提供大量贷款的问题，关于建立稳定的卢布基金的问题。西方专家们一直特别重视盖达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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