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人的错误，起因于他们认为阿拉伯人不能或是不愿发动进攻这一基本观念。对每一件新的事态发展的情报判断，都用这一观念去套，而不去作出独立的判断。结果是错误地判断了阿拉伯人的战备活动。但必须记住，作为一种额外的保证，以色列参与制定决策的人都有一种安全感，认为前线的正规军加上数量充足的坦克，就具有对付任何意外事件的能力，空军也具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的能力。可是，这种“保证”是建立在错误地估计了技术的发展和错误地判断了阿拉伯人在计划要发动的进攻中所投入的人力和装备的数量的基础上的。虽然以色列统帅部从数字上是了解敌方的人力和装备的，但没有从作战的角度理解它们。以军的作战思想，也表明他们完全不了解阿拉伯军队新的反坦克能力。
这两大失误，致使以色列在战争中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以军作好了在72-96小时内有条不紊地进行战争动员的准备。这次临时紧急动员，虽然很出色。可歌可泣并拯救了国家，但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部队只能是一小批一小批地投入战斗。这就使人们产生了一种动员不充分的感觉，而这种感觉是毫无道理的；以色列动员制度的真正力量，恰恰是在这次动员所处的形势中显示出来了。
与此同时，还暴露了许多弱点。在以色列国防军中滋长了松懈情绪。在局势非常严重，有理由进入最高战备状态时，却让训练不足的后备队员留驻苏伊士运河前线。军队还缺乏纪律性，这一点长期表现在死亡率非常高的交通事故和训练事故当中(每年死亡达数百人)。近几年来军队高级指挥部有一种放松纪律的倾向，宁愿接受无纪律状态，而不愿强制性地去贯彻它的意志。部队的军容差，引起人身死亡的事故比率高，营房和车辆的保养情况不良，所有这些都预示着武装部队内部存在着严重问题。作者曾呼吁公众注意这一不详之兆，然而孤掌难鸣，几乎或根本没有引起反应。至今，这类问题在那些负责监督武装部队的政府机构中也几乎毫无印象。战斗纪律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很出色，但行政纪律一贯松弛，导致死亡率不断提高这一事实，并未在以色列引起议论或反应。
极为重要的是，就以色列最高统帅部而言，似乎把快速轮换高级军官的工作，当成了本身的目的。为了加速武装部队内部高级军官的轮换，经受过充分考验、经验丰富的军官正当处于发挥他们才能的顶峰时却被替换掉了。结果到战时，一些具有潜在能力但是缺乏经验的军官突然发现他们自己处于还不能完全胜任的职位，而经验丰富的军官却成了旁观者。
以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长希米尔·阿格拉纳特为首的政府调查委员会，花了数月时间来追究战争责任。由于该委员会可以接触所有的军官和文件，所以任何人都不想与之对抗。然而尽管阿格拉纳特委员会开脱了国防部长对战争爆发前所犯失误应负的一切责任，但对西方读者来说，一位国防部长，不管他如何能干，如何卓越和如何有力量，对发生的事情要想逃避部长的责任，看来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达扬是一个具有非凡能力的人物，他喜欢集中精力于工作的某些方面而不顾其他。另一方面，他又愿意同各部门官员分担责任，突出表现在他习惯于在总参谋长和情报局长的陪同下参加内阁会议，这样，他可以有条件说：“这话是他们说的，我可没说。”他进一步完善了他感兴趣的以色列在占领区实施的卓有成效的政策。他直接关注前线发生的每一件事和军队的行动计划与作战活动。但是作为部长，他几乎不关心军队的日常生活，对全国唯一最大机构的管理工作方面的详情细节感到不耐烦。有关日常事务、纪律训练、营房管理和一般行政工作都使他厌烦。他明显感兴趣的是现有的坦克数量，而不是坦克的状况。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人员外，他完全依赖于总参谋长和总参谋部。他不明白，在议会民主制度下，他也应对这些事情负责。同样，他还在军事准备和情报判断的各个方面向总理和内阁负责。
战争造成的震动使达扬感到有什么东西在揪他的心。阿拉伯人初期的猛攻和成功使他感到悲观，影响了他对整个战争的判断。他用大量时间呆在远离指挥中枢的前线，常常在自己周围制造悲观气氛和提出意见。要是当时采纳了他的意见，那么战争的进程就会改变。以色列人就不会有那些在停战谈判中被证明为很有价值的王牌。很难猜透达扬思想的逻辑性。他在5月发出指示，要求为1973年晚些时候发生战争作好准备，以后，他又根据10月份第一个星期和赎罪日上午获得的所有情报，反对总参谋长的总动员要求，因而失去了数小时的宝贵的动员时间。达扬一再优柔寡断。赎罪日上午他告诉梅厄夫人，说他“反对总动员，但不会辞职”；对于是否在10月10日星期三进攻叙利亚，他留给梅厄夫人去作决定；他宣称他“不会发动运动”来反对以色列部队渡过苏伊士运河，尽管他不赞成这样做。要是接受了他第一天提出的撤到西奈山隘一线的建议，尔后的以军横渡运河就不可能实施。他错误地判断了政治的发展，在整个战争中他始终认为根本不会停火。
应该为达扬说几句好话，他是有政治头脑的将军，关心国际形势，尤其是苏联的形势。但是在军事上，他却在一天之内由极度相信前线部队的兵力比例足以对付阿拉伯的进攻，转变为情绪极为沮丧，对同样的兵力丧失了信心。他那种谨小慎微的性格，在急难之际是经受不住残酷现实的挑战的。对于前线部队错误的兵力比例和战前准备不充分，达扬也许在形式上不负责任；但事实上，他认为自己是最高参谋长，在许多场合他都象最高指挥官一样行动和发号施令。当霍菲将军为北部局势发愁时，达扬便同参谋长一道乘飞机飞往前线视察，并决定派第7旅增援该地区；他对苏伊士运河一线的关注和参与的活动也不算少。在许多情况下他对军队指挥官的任命和对军队的其他发展的决定都是正确的。但非常奇怪，与大家的想法相反，他对实现自己的意愿却犹豫不决。他性格上的这一巨大弱点，无论是在战前还是战时，都一再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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