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伊姆·巴列夫将军在战争中显示出是一个稳健、可靠而能干的指挥官，全凭他的个人权威、通情达理的态度和指挥能力，才控制了南部军区在指挥上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他处理南部军区问题的沉着冷静，充分说明了他的为人，一个能在危急时刻保持坚强意志的领导人。
总之，不能让对战争各方面的批评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以色列武装部队赢得了他们历史上最惊人的胜利；只要以军及时进行动员，阿拉伯人的进攻一开始就会被粉碎，上述以色列领导和军队的一切错误也就不值一提。阿拉伯人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发动进攻的。它以一支规模大致相当于北约驻欧总兵力的部队，对一个人民毫无准备、军队没有被动员的小国发动了突然袭击。阿拉伯方面的大量装甲部队向以色列军队猛扑过来，它们得到苏联所掌握的全部技术的支持，并且知道苏联的大规模海运和空运已准备好在战争爆发后立即启运。尽管如此，以色列人民和军队进行了一次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动员，他们从祈祷中冲向战场，进行了英勇卓绝的保卫战，并在第三天便转入了反攻。在迅速进行总动员的同时，全国借助于原有的组织成功地继续工作，工业生产保持在战前水平的70%，人民生活十分正常。天空没有敌人的飞机。
在以色列回击苏联支持的阿拉伯军队时，和以军处在同一阴影下的西方世界军队，除少数外，多数持胆小怕事和自私自利的态度。这充分表明，如果苏联决定出动其欧洲最近基地的部队，西方世界将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从许多方面看，以军官兵们不仅仅是为了以色列的生存与自由而战。只有美国深知以色列的这场斗争的意义。因为采取了勇敢和毫不含糊地支持以色列的立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而西欧国家由于对阿拉伯酋长们卑躬屈膝却暴露了它们是一个软弱涣散、四分五裂的共同体。这真是咄咄怪事。
那些有过错的人不能逃脱历史的谴责——由于他们的失误而付出的代价，至今还没有完全偿还。由于这些错误，以色列丧失了它在历史上独特的、有助于将来谈判的实力地位。它很可能不得不再次付出更为重大的代价。但是，对那些可能遭到责备的人，在以色列国防军于难以置信的恶劣条件下，所取得的惊人胜利中，不给予他们一份应得的荣誉，也是错误的。总之，荣誉归于司令官们，军官们和士兵们，正是他们确确实实地遏止了进攻军队的挺进，表现了无私无畏的英勇精神，拯救了国家，使军队走向了胜利。
如果以色列国防军早作动员并早有准备，本来会使阿拉伯军队遭到极为可耻的失败的。然而战后却出现了这样的悲剧性情况：阿拉伯军队竟把他们初战获胜说成是重大胜利，而事实上只是由于苏联和安全理事会的干预，才把他们从全面失败中解救了出来。现在，危险在于他们不会从战争中吸取正确的教训和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们被想象中的胜利狂欢冲昏了头脑。除非有一个明智的领导，使阿拉伯世界采取一种新的冷静态度，不然，这种狂喜就会孕育未来冲突的种子。
然而，赎罪日战争的影响所及不仅仅是埃及、叙利亚和以色列，而是要广泛得多的社会。达扬将军曾说道，中东战争的钥匙在苏联人手中，而中东和平的钥匙则掌握在美国人手中。六日战争后作出的这个论断，迄今都是正确的。如果说从分析导致战争的事件中，更确切点说，从分析六日战争和赎罪日战争之间那几年所发生的事件中，可以得出什么明确结论的话，那就是苏联在为中东战争创造条件上发挥了主导作用。它的目标，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是为了支持或反对这一地区的特定一方，而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东国家重要的地理政治位置，苏联几世纪来一直在凯觎的地中海，在苏中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的重要通道——苏伊士运河，中东的尤其是波斯湾的石油供应，所有这一切，使中东成为苏联生命悠关的地区。如果再加上以下事实，即苏联与中东国家(其中一个是北约成员国)接壤，以及在赎罪日战争期间和以后阿拉伯国家曾在苏联的鼓动下实施石油禁运，那么这一地区对苏联的价值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
据纳赛尔本人承认，苏联在导致六日战争，在利用战败来加强它对阿拉伯世界的控制，以及在劝告埃及人不要与以色列进行任何和解，并全力支持埃及重建武装力量，使他们能再次进行战争等方面，都起了主要作用。研究中东事态发展的学者会不断地注意到，只要出现有利于和解与和平的呼声，苏联代表团就会到该地区来访问，而阿拉伯人的态度便会再次强硬起来；每次这种访问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军事局势的升级，例如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于1969年初对开罗进行长时间的访问后不久，即爆发了消耗战；当脱离接触会谈即将开始时，葛罗米柯又于1974年3月对大马士革进行了访问，不久叙利亚前线即爆发了消耗战。多年来苏联为了发动战争这一特殊目的，不断地加强阿拉伯军队，源源不断地向中东输入所拥有的最尖端武器，使中东局势不断恶化。
究竟阿拉伯人在何特定时间进行战争对苏联合适，或者苏联是否试图阻止他们，这些实际上都不重要。苏联人已如此之深地陷入了阿拉伯世界的各种规模的战备行动，以至于他们关于是否要进行战争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不重要的东西，原则上他们同意阿拉伯人作好打一场进攻战的准备，并准备了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所需的一切物资。这样，正当世界上许多人自欺欺人地认为缓和的新时代已经开始时，苏联却于1970年1月正式承担了埃及的防空任务。在1972年5月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会见之前的一个月，萨达特总统应邀去莫斯科参加会谈，会谈中他接受了苏联在原则上同意发动战争的意见，然后里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欣然前往签订一项称为《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的文件，文件声明：“美国和苏联负有特殊义务来尽它们的一切力量，以避免发生能够加剧国际紧张的冲突或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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