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到，从国际联盟的经验中我们要学的东西很多。指责国际联盟完全失败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指责会员国对于联盟未尽到责任。康纳利参议员同意我的说法，并且指出1919年以后几年中联盟的成就。史汀先生也表示同样的意见，他认为，如果原先对于法国的保证能够得到兑现，那么，以后的法国政策，还有联盟的历史，就会是截然不同的。
要想保持和平，武力显然是必要的。关于每个国家应当维持的最小限度和最大限度的武装力量，我提议，各同盟国彼此间缔结一项协定。每个国家的武力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该国的国家部队，另一部分组成国际警察部队，在世界最高理事会的指导下受区域理事会的支配。这样，如果欧洲十二个国家中的某一国威胁了和平，必要时，十一国的国际警察部队就可用来对付这个国家。每个国家所提供的国际警察部队人员，按照世界理事会的决定，有义务对本国以外的任何国家作战。
华莱士先生说，这些国际警察部队还需要基地。我说，我的心中还有些话，可以补充我刚才所发表的言论。建议成立一个世界安全组织，并不排斥对别国不怀敌意的特殊友谊。最后我说，除非美国和英联邦在兄弟般的联合中共同努力，否则，我看世界是没有多大希望的。我相信，这种联合可以采取互有利益而无牺牲的形式。我希望，这两个国家的公民，在不丧失他们现有国籍的条件下，能在另一国家的领土内具有同等来往、定居和自由贸易的权利。他们可以用一般的护照或特殊护照或签证。甚至可以有某种共同形式的公民身分证，美国公民和英联邦公民拿着这种身分证，按照居住条件可以享有选举的特权，并有资格在另一国家的领土内担任公职，这当然要根据当地通行的法律和制度办事。
然后谈到基地问题。对于驱逐舰基地的交换办法，我已表示欢迎，不是为了那些有用处的驱逐舰，而是因为我感到这是与两国互有利益的事，美国在英国领土内利用这些基地，正如英国在它自己的防御上有这种必要一样；因为一个强大的美国对于英联邦是有意大利害关系的，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为着共同利益的共同防御，我期望扩大基地的共同使用。
敌国在太平洋拥有无数的岛屿。英国也有岛屿和港湾。如果战后我还负责公务的话，我一定主张美国可以使用那些他们需要作为基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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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出席的美国客人都说，他们对于我所提出的问题都有多少相同的想法，并认为美国舆论接受这些意见或类似的意见，不是不可能的。哈利法克斯勋爵问韦尔斯先生，他是否以为，设立了欧洲区域理事会，结果会使美国舆论对于欧洲事务不发生兴趣。韦尔斯先生考虑到世界最高理事会的无上责任以及它与区域理事会的关系，他并不那样担忧。史汀先生极力强调说，据他看，在战争停止以后一定会有一种松懈的趋向，还有一种不大愿意从事新的国际机构试验的情绪。
他相信，在战争时期和美国缔结协定会比较容易得多；事实上，这是战争时期才可解决的问题，否则，就没有可能了。其余的人也都倾向于同意这种看法，我们也都感觉到，最好的方法是把这一类的未来计划作为我们目前合作的一种继续方法提出来，在战争仍然进行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做。
我提出另外两点意见，都引起热烈的赞同。第一点是，我们应当在战后继续联合参谋会谈的办法；第二点是，我们应当以经常接触的方式，采取一切必须的措施，来保证我们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针能够密切合作。
华莱士先生在告别的时候告诉英国大使说，这是他两年来参加谈话中最感鼓舞的一次。我当然谨慎地说，我只是表示个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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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统在第二天同总统和我进午餐时似乎有一点忧虑，他怕别的国家以为英国和美国要作世界的首领。我十分清楚地说明，他们不应该由于这种意见而放弃必要的和正当的行动。我的基本思想是，在英美的范围内仍采用共同的公民身分证，即使别的国家都不这样办。总统喜欢这些理想的自由发挥，尤其是关于军事方面的。我们两人都以为，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体制有必要在战后继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无论如何，一直要继续到我们能够完全相信世界已经是平安无事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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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战战略的主要问题，我们在“三叉戟”会议期间共举行了六次全体会议，总统和我都出席了。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每天对我们提出一些问题，要我们作出决定，以期他们的辛勤劳动能有成果。一切都是这样顺利地进行着，在5月25日上午的最后一次会上，他们向我们递交了报告书。我曾提出若干修正意见，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表示同意。总统和我就正式批准了下列修正后的报告：
进行战争的全面战略思想
1．同俄国和其他盟国合作，尽早促成欧洲轴心国家的无条件投降。
2．与此同时，与太平洋的其他有关国家合作，维持并扩大对日本施加不懈的压力，以便继续削弱日本的军事力量，达到可以迫使日本最后投降的地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采取行动以前，应考虑对于全面目标发生影响的任何扩大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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