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几星期以后说：“如果想拿现在来裁判过去，那就会失去未来。”这一论点以及当时的严重局势，制止了那些所谓的迫害异端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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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清晨，我给张伯伦先生写了一封信说：“一个月内谁也不变动住处。”这就在战争的紧要关头避免了一些小小的麻烦。我继续住在海军部大楼里，并且把地图室和楼下的几个好房间当作我的临时总部。我向他报告我同艾德礼先生的谈话和组织新政府的进展情形。“我希望今天晚上为英王把战时内阁和作战机构组织完备。战争促使我们不得不赶快完成……由于我们〔两人〕必须如此密切地一起工作，我希望你再次迁入我们都很熟悉的你在十一号的旧居①，并且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有什么不方便。”我接着写道：
我并不认为今天有什么必要举行一次内阁会议，因为陆军和其他部队都在按照预定计划进行战斗，但我仍希望你和爱德华〔哈利法克斯〕在晚间12时30分到海军部作战室来，以便我们一起察看地图，进行商谈。
①在唐宁街的这幢房子，通常是财政大臣居住的。
英国和法国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安特卫普——那慕尔一线；这条战线在受到袭击之前，看来很有希望可由盟军加以牢固地占领。此事必须在大约四十八小时内完成，并且要认识到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另方面，德军还没有强渡艾伯特运河，而且据报告说比利时人打得很好。荷兰人也在进行顽强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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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最初那些天的经历是奇特的。一个人埋头于战事，一切思想都集中在战争上，可是对战争又拿不出什么办法来。在全部时间里，既要组织政府，又要会见客人，还要调整各政党之间的平衡，那些时刻是怎样度过的，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我的记录也没有记载。那时，一个英国政府拥有由英王任命的六十到七十位大臣，要把他们像拼图片似的拼成一体，而且在当时还要照顾到三个政党的要求。我不但需要会见所有的主要人物，而且还至少要腾出几分钟来会见大批被选出来担任重要职务的有才干的人。首相在组织联合政府时，在考虑各党中由哪些人来担任分配给该党的职务时，必须充分尊重各党领袖的意愿。我主要是依据这项原则办事的。如果有谁本该获得更好的职位，但由于他们党的负责人的意见而没有选上，或者，甚至不顾那种意见也没有选上，我就只好表示遗憾了。不过，从整个来说，这种难办的事情是很少的。
就克莱门特·艾德礼来说，他是我的一个具有战争经验并久谙下院工作的同僚。我们只是在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上有分歧，但是，这些分歧很快就被战争抛在一边，要求个人完全服从国家。在整个联合政府期间，我们一起工作得十分融洽，彼此信任。阿瑟·格林伍德先生是一位颇有胆量和见识的顾问，也是一位善于助人的好朋友。
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作为自由党正式领袖，感到难于接受空军大臣的职务，因为他的追随者觉得他应该在战时内阁中占有一个席位。但这是不符合小型战时内阁的原则的。
因此我建议：凡是遇到涉及重大政治问题或党派团结的事情时，便请他出席战时内阁。他是我的朋友，而且在我1916年在朴罗格斯提特（“普拉格街”）指挥皇家第六苏格兰火枪团时，他曾经担任我的副指挥，他本人也渴望进行我为他保留的范围广大的活动。经过一再磋商之后，这个问题便融洽地解决了。至于贝文先生，我是在战争初期因设法解决海军部对于拖网船的迫切需要才和他认识的，他在加入内阁出任劳工大臣这一极其重要的职务之前，必须同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磋商，因为他是该会的书记。这件事花费了两三天的工夫，但是是值得的。这个英国最大的工会，一致同意贝文出任该职，而且坚决支持他五年之久，直至我们获得胜利。
最大的困难发生在比弗布鲁克勋爵身上。我是相信他能做出非常卓越的贡献的。根据我在上次大战中取得的经验，我决定把飞机供应及设计的工作从空军部分出来，我希望他担任飞机生产大臣。他起初好像不大愿意担任这一职务，空军部当然也不愿意把他们的供应部门划分出去。还有其他阻力妨碍任命他担任这一职务。不过，我确信我们的生存有赖于新式飞机的源源不断的生产；我需要他那种生气勃勃的旺盛精力，因此我坚持了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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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照议会和报界发表的普遍意见，战时内阁必须是小型的。因此，我开始只要五个成员，其中只有一个人，即外交大臣，掌管一个部。这些人自然是当时的主要政党的政治家。
为了便于处理事务起见，财政大臣和自由党领袖是要经常出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常出席”的人数就逐渐增加了，但是全部责任还是落在五位战时内阁大臣的身上的。如果我们不能打赢这场战争，应当被送到伦敦塔山①斩首的，就只是这五个人。其余的人要被处分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掌管的部门有所失职，而不是因为他们制定了政府的政策。除了战时内阁以外，谁都可以说：“我不能对这件事或那件事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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