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到1935年这几年中，我除了为大局焦虑之外，在个人生活上还是很愉快的。我以口授写成的文章来维持生活，这些文章不仅在英美两国的报纸上，而且当希特勒的阴影尚未降临之前，在十六个欧洲国家报纸上广泛刊载。我的生活确实是既动口又动手。在这时期内，我陆续写出《马尔巴罗传》一书的各卷。同时我不断考虑欧洲的局势和德国重整军备的问题。我大部分的时间住在恰特韦尔庄园。生活过得很有趣。那里有两所小屋和宽阔的菜园的围墙，大部分是由我亲手砌成的。此外我还筑成各种假山、喷泉和一个可以把水过滤澄清的大游泳池，还可以加热以补充变化无常的阳光。因此，从早到晚，我没有一刻沉闷和懒散。我同我快乐的一家在家中度过平静的生活。
在这几年中，我时常见到牛津大学实验哲学教授林德曼。
他早就是我的老朋友了。我在第一次大战结束之时初次与他相识，在战时他以进行过许多空中试验而著称，这些试验本来是胆子特大的驾驶员才能进行的，目的是克服那时由于“螺旋下降”几乎产生的致命危险。自1932年以来，我们的接触更密切了，他常常从牛津开汽车到恰特韦尔同我呆在一起。在那里我们多次谈到看来逐渐逼近的危险，一直谈到深夜。林德曼，他的朋友们称他为“教授”，后来成为我的现代战争科学顾问，尤其是在空防以及各种涉及统计的问题上，成了我的主要顾问。这种愉快的和有益的友谊，在整个战争时期中仍然继续着。
我的另一挚友是德斯蒙德·莫顿。1917年当陆军元帅黑格挑选刚从战场调回来的青年军官来充实他自己的幕僚时，德斯蒙德作为炮兵的精选人选而被推荐给他。在那年最激烈的春季战斗中，他曾指挥法国阿拉斯前线的前沿炮兵。他除了获得军事十字勋章外，还有一个独特的荣誉，子弹穿过他的心脏，虽然子弹还留在他身体里，但他还活得很快乐。1917年7月，我任军需大臣时，我常以总司令的客人的身分访问前线，德斯蒙德·莫顿是总司令的亲信副官，常奉命与我偕行。我们参观了战线的许多部分。在这些有时很危险的旅行中，以及在总司令的房子里，我对这位卓越而勇敢的军官产生了极大的尊敬和友谊。1919年，当我出任陆军和空军大臣时，我委派他在情报处担任要职，他一直干了好些年。他是我的邻居，距恰特韦尔仅一哩之遥。他经麦克唐纳首相的允许，可以很自由地和我谈话，使我知道许多事情。他在那时以及后来在战时直到我们获得最后胜利为止，始终是我最接近的顾问之一。
我和拉尔弗·威格拉姆也建立了友谊，那时他是外交部的红人，是外交事务的中心人物。他在部里达到了有资格对政策发表负责意见的地位，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接触，他可以有范围很广的自由处理权。他是一个惹人欢喜和什么都不怕的人，他的以深奥学识为基础的信念，成了他生活中的支配力量。他同我一样清楚地看到，可怕的危险日渐迫近我们，但他比我有更为确实的情报。这种共同的认识促使我们彼此接近。我们常在北街他的小房子里聚会，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去恰特韦尔我的家里。同其他高级官员一样，他以充分的信任来同我谈话。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形成和加强对希特勒运动的看法。那时我在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已有许多联系，这使我能够给他相当数量的情报，供我们共同研究。
自从1933年以后，威格拉姆对政府的政策和事态的演变深感忧虑。虽然他的上司对他的能力日益器重，而且他在外交部的影响亦有所增长，但他还是一再想辞职。他的谈话非常有力量而得体，凡是曾经和他接洽过重要事务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人，对他的见解都越来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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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些年，我竟然能够在这个小圈子里进行透彻而深刻的讨论，对于我，也许对于国家，都有重大的价值。而在我这方面，也收集和提供了大量的国外情报。我和法国几个部长以及法国政府历届元首都有密切的联系。那位《晨邮报》著名社论作家的儿子伊恩·科尔文，是《新闻纪事报》驻柏林的记者。他深深进入到德国政治之中，同德国几个重要的将军以及一些看出希特勒运动将招致国家毁灭的性格高尚的有身分的人，发生极为秘密性质的接触。有几个德国上层人物从德国来找我，向我倾吐他们内心的愤慨和痛苦。这些人，大多数在战争时都给希特勒处决了。我也从其他方面来查证和提供关于我们整个空防局势的资料。这样，我就和许多内阁大臣一样熟悉情况了。我从各方面得来的材料，尤其包括从国外联系中得到的材料，我都经常向政府报告。我同各位大臣和许多高级官员的个人关系，是密切而无拘束的；我虽常常批评他们，但我们之间仍旧维持同志式的精神。在下文就可以看到，他们正式让我看了许多极其机密的资料。从我担任政府高职的长期经验中，我也知道一些国家的绝密材料。所有这些，使我可以不凭报纸所载消息来确定和保持我的见解，虽则明眼人从报纸上亦可窥索出许多问题。
在威斯敏斯特议会里，我继续提出印度问题和德国威胁问题这两个主题。我时常在议会发表警告性的演说。这些演说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不幸并没有使挤在一起的迷惑不安的两院听众有所醒悟而行动起来。关于德国威胁的问题，同对印度问题一样，我在议会中找到一群朋友合作。它的组成分子与“保卫印度同盟”不大相同。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罗伯特·霍恩爵士、爱德华·格里格爵士、温特顿勋爵、布雷肯先生、克罗夫特爵士，以及其他几个人，组成了我们的集团。我们经常定期聚会，基本上汇集了我们的情报。大臣们对于这一个由他们自己的拥护者和以前的同事或上司所组成的有影响的但并非不友好的团体，还是颇为重视的。我们随时可以引起议会的注意和发起正式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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