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任何人也不知道，对埃及的主要攻势将在何时何地展开。不过，看来这样的可能性颇大：如果德国入侵大不列颠遭到挫败，或者根本不打算作出此尝试，那么，它就要大力催促并支援意大利进攻埃及。应当把9月看作是极其吃紧的关头。
5．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试图绕航好望角运送装甲旅，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那样会使他们在9月份无论对英格兰或埃及的防卫都不起任何作用。
6．我要求重新研究至少派两艘摩托运输舰一起增援东地中海舰队的问题。人员可以分别搭载军舰；从战争的全局来看，这些摩托运输舰取道地中海所冒的危险，与绕航好望角运送装甲旅因而不能及时投入战斗的危险相比，总要小些。只要将人员适当地分配在军舰上，我愿对装甲车辆可能遭受的损失负完全责任。
我未能说服海军部取道地中海运送装甲旅或至少运该旅的车辆。我对此事既痛心而又恼恨。尽管我与庞德海军上将之间的友谊以及我对他的判断力的信任始终未曾动摇，但是我们之间不断发生尖锐的争论。专业上的责任由他担负，而且，在与我共事的海军军官中，没有人比他更敢于冒险的了。
我们曾共事颇久。如果他不这样做，也就没有人会这样做。如果我不能说服他，也就没有人能够说服他。我对海军部有很深的了解，所以不能过分地强迫他们或是强迫我甚为器重的老朋友和同志庞德或海军大臣。我同海军部的关系是这么好，以致不愿利用正式向内阁控诉的方法，使这种关系受到损害。
8月15日，我终于向内阁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我曾经希望说服海军部，要他们将这两个装甲旅纳入“帽子”作战计划。如果由地中海运送坦克部队，可于9月5日前后到达亚历山大；如果取道好望角，则大约要再晚三个星期。然而帝国总参谋长并不认为意大利的大举进攻是迫在眉睫，韦维尔将军的看法也是如此。当我为采取近道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后，我认为不应由战时内阁负责来否决司令官们的决策，因而只好遗憾地勉强同意绕航好望角的较长航程。不过，参谋长委员会也为采取近道拟定了一项留待选择的办法，准备在“帽子”作战计划实行以前，如果中东形势突然恶化，就加以使用。这两艘装有巡逻坦克和“Ⅰ”式坦克的快速摩托运输舰将随舰队通过地中海。在增援舰只经过直布罗陀以前，应就航线问题作出决定。如果，根据来自中东的报告，认为没有必要实行这一留待选择的办法，那么，整个运输船队便继续绕航好望角。
从8月30日到9月5日，我们成功地执行了“帽子”作战计划并且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坎宁安海军上将于8月30日从亚历山大港出发，在31日傍晚，据他的空军报告，前方发现一支包括两艘战舰和七艘巡洋舰的敌方舰队已接近我方。
他们希望与敌人开战，但是意大利人显然不是来挑衅的，因而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次夜，我们的飞机再度与敌接触，他们现在已经退到了塔兰托。从此以后，坎宁安海军上将的舰只便在马耳他东南一带畅行无阻，敌机的干扰也不严重。运输船队安然抵达马耳他，只有一只船在空袭中受创。同时，增援舰只，包括“英勇”号（但不包括它那艘未经改建的姊妹舰“巴勒姆”号）、航空母舰“光辉”号和两艘拥的防空设备的巡洋舰，在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统率的“H”舰队护送下，正从直布罗陀开来。“英勇”号和巡洋舰顺利地把需要孔亟的枪炮和军火运到了马耳他，然后在9月3日又随着坎宁安海军上将向东驶去。在返回亚历山大的归途中，这支舰队曾袭击罗得岛和斯卡潘托岛，并且不费力气便击退了一次快速鱼雷艇的攻击。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的舰队安然回到了直布罗陀。
这一切使我深信，冒险从马耳他海峡运输我们的装甲旅，是值得试一试的，尤其是，我们是毅然冒着德军准备入侵的危险，而大量抽调我本土装甲部队的，所以更值得冒险试试，要是冒险取道那里的话，也许现在已经到了埃及，而不必多花费三个星期了。是的，在这三个星期内，埃及未曾发生严重的不幸。然而，我们对意大利空军过于恐惧的心理也的确妨碍了我海军的作战行动。我当时认为而且现在也认为，事态的演变已证明了我的看法。约在11月底，萨默维尔海军上将率领“H”舰队确曾将一支运输船队从西方护送到马耳他，在途中，与从塔兰托逃脱的一部分意大利舰队在撒丁岛附近进行了一次小小的战斗。在这支运输船队中，有一只船在增援东地中海的舰只的护航下，与另外三只来自马耳他的物资供应船一起，继续开往亚历山大。自从意大利参战后，商船通过地中海的全程，这还是第一次。读者在下一卷中将会看到，1941年当德国空军已布满西西里岛的时候，我海军向埃及运输坦克时如何完成了一项更加艰险的任务。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0年9月7日
1．“帽子”作战计划的执行过程使我深信，放弃取道地中海运送装甲车辆的主意是错误的。只要你阅读我那个曾列举应采取这条航线的种种理由的备忘录，你就会意识到，新的事实现在又加强了我的理由。……
首相致海军大臣 1940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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