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然而，关于今年英美军队要在法国海岸登陆的各种传说已使敌人产生错觉，因此敌人已在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海岸上驻扎大批空军和军队。假若对这个计划引起了公开的争论，那就要损害大家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俄国的利益；因为在这场争论中，英国政府将不得不把它所想到的不宜于实行“痛击”作战计划的有力论点向全国公布。这样就会使寄托希望于这计划的俄军普遍地颓丧，而敌人也会自由地从西欧撤出更多的军队。最巧妙的办法是用“痛击”计划来掩护“火炬”计划，而在“火炬”计划开始时宣布这是开辟第二战场。
这是我们自己打算采取的行动。
5．我们不能承认，同莫洛托夫关于第二战场的会谈已成为改变俄国最高司令部战略计划的任何根据，因为，对这次会谈我们早已提出了口头和书面的保留条件。
6．我们再次重申，我们决心用一切实际可行的方法援助我们的俄国盟友。
※ ※ ※
当天晚上，我们出席了克里姆林宫的正式宴会，约有四十人参加，包括几位司令官、政治局委员和其他高级官员。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诚恳而亲切地招待我们。宴会进行得很长，从一开始就相互举杯祝酒，简短致词。过去有许多天真的故事描写苏联宴会上竞赛喝酒的情形。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元帅和他的同僚们始终用小玻璃杯敬酒，每次只是抿一口，可是，我却是按照这种传说锻炼起来的。
在宴会中，斯大林经由译员帕夫洛夫的翻译，很愉快地同我谈话。他说：“若干年前，萧伯纳先生和阿斯特夫人来访问过。”阿斯特夫人建议邀请劳合·乔治先生访问莫斯科。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为什么要请他来？他是干涉我们的头子。”
对这一句话，阿斯特夫人回答说：“那是不确实的。是丘吉尔使他误入歧途的。”斯大林说：“不管怎么说，劳合·乔治是政府的领袖，属于左派。他应对这事负责。我们宁愿喜欢真敌人，而不喜欢假朋友。”阿斯特夫人说：“哎，丘吉尔这下完蛋了。”斯大林说：“我不能肯定就是这样。假如大难临头，英国人民或许还要求助于这匹老战马。”他说到这里，我插话说，“她说得很有意思。我是干涉的最为活跃的人物，我不希望你有不同的想法。”他露出友好的笑容，因此我说：“你已经宽恕我了吗？”译员帕夫洛夫说：“斯大林总理说，这一切都已过去了，过去的事应该属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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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在同斯大林进行会谈时说，“比弗布鲁克勋爵曾经告诉我，当他于1941年10月间出使莫斯科时，你问过他，‘丘吉尔在议会上说，他曾就德军即将进攻苏联的事向我提过警告，他的意思是什么？’”我说，“我当然是指1941年4月我给你的电报。”我拿出这份克里普斯爵士很晚才递交给他的电报。当人诵读并翻译给斯大林听时，他耸耸肩膀。“我记得。那时我不需要任何警告。我知道战事一定会来临，但我认为或许还要推迟六个月左右。”为着共同的事业，我克制自己没有问他：如果我们一直向后撤退，而他却给希特勒大量有价值的物资、时间和援助，我们大家会落得什么样的结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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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可能快地把关于宴会的更正式的记述，报告给艾德礼先生和罗斯福总统。
前海军人员致副首相和罗斯福总统 1942年8月17日
宴会在极为友好的气氛中和常见的俄国仪式中进行。韦维尔用俄语发表精彩的演说。我敬酒祝斯大林健康，卡多根举杯咒骂纳粹必然死亡和毁灭。我虽然坐在斯大林的右边，却无机会谈论重要问题。斯大林和我，还有哈里曼一起照相，斯大林发表十分冗长的演说，提到“情报部门”，他奇妙地引证1915年达达尼尔海峡事件，他说当时英军已获胜，德国军队和土耳其军队已在撤退，我们还不知道，因为情报搞错了。这种说法虽然不准确，但他显然是对我表示恭维。
2．我大约在夜间一时半离去，因为我担心我们会被拖去拍摄冗长的影片而使我们疲劳不堪。当我向斯大林道别时，他说，我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只是个方法问题。我说，即使是这样的分歧，我们也当尽力用行动来消除。在诚挚地握手之后，我就辞别，走了几步，正要走过拥挤的房间，他又急忙走过来，伴随我穿过走廊和楼梯，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到了大门口，我在那里再次和他握手。
3．我写给你们的关于星期四夜间会议的情况，也许把事情看得太暗淡了。我认为我必须充分体谅这样一点：在他们大力抗战之时，我们不能予以更多的援助，的确使他们感到极大的失望。到最后，他们仍然吞下了这颗苦药丸。我们现在唯有集中一切力量，加速实行“火炬”计划，击败隆美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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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和我都同意，双方最高军事当局也应该举行一些会议。因此，8月15日举行了两次会谈。
我把如下的会议结果报告给艾德礼先生和罗斯福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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