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一劳永逸起见，在备忘录之外又付上了伦德斯特上将的一封私函，其中最后一段如下： 现在集团军群既已知道元首及最高统帅对于作战保有全盘的控制权，并保留着决定重点位置的权利( 换言之，即陆军总部并无自由作下其自己的作战性决定) ，所以我要求将这个备忘录直接呈请元首核夺。 〖文章来源 http://www.cqzg.cn 版权所有 春秋战国全球中文网 DeIgl8 〗这个要求是我所建议，但是伦德斯特却毫不迟疑地签字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不合于德国军事传统惯例的，因为只有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才有资格向最高统帅直接提出建议。 不过，假使陆军总部真正同意于我们的意见，则并无任何东西能够阻止它采取我们的作战计划，并且由其主动向希特勒提出。若是这一炮打响了，则可以有机会使希特勒对陆军总部产生良好的印象，而恢复其在有关陆上作战方面的一切最后权威。若能这样，则任何人也许都不会比我个人更感到高兴。因为我也是陆军总部中的旧人，在费里特希上将和贝克将军分任首长的时候，我是首席参谋次长，一心就只是想使陆军总部的地位提高。( 注：我们在集团军群总部中的人员，从来就不曾想向外公开发表，说我们是这种新计划的创造者。事实上，直到战后，伦德斯特及布鲁门提特与利德尔- 哈特谈话之后，这个内幕才为世人所知晓。) 假使相反，陆军总部是早已曾经向希特勒据理力争过而未获成功。那么因为希特勒一向对于伦德斯特上将的意见是很尊重的，所以此时若能把伦德斯特署名的计划再呈上去，则对于陆军总部的地位又一定可以产生相当的增强作用。 也许还有机会说服希特勒。照陆军总部所告诉我们的，他本人就是使我们政策不能实现的主要障碍物。对于这个备忘录，我们所获得的答复又是令人失望的。它说我们认为陆军总部只想追求有限的目标，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它又表示可能把更多的兵力拨配给A 集团军群，但其实际的时机却应由陆军总司令来决定。所以，它认为没有把我们的备忘录呈给希特勒之必要，并且确实向我们保证，陆军总司令是同意于我们的意见。 尽管陆军总司令说保证同意我们的意见，但事实上，我们却可以明显地看清楚，他并不愿意向希特勒提出照我们的建议，对作战计划作根本性的修改。反过来说，原有的作战计划仍继续有效。在比利时境内的战果，还是要想用B 集团军群的正面挺进来加以决定，至少在攻势的第一个阶段中，主力仍然还是集中在那一方面。 A 集团军群仍然还是担负着掩护作战的责任。它的任务也并未曾作任何的扩大。
至于以后攻势重点的移动，就还是要根据作战的进展来决定。A 集团军群并未获得其所需要的装甲兵力，照我们的计划，必须从一开始作战时就由我们指挥，才会有在比利时南部获得奇袭成功，和向索姆河口方向迂回敌后的希望。同时A 集团军群也不一定能享有另外再增加一个集团军的安全，为了掩护我们的攻势，和阻止敌人的反击，这也是必需的。 好像是不知不觉的，德国和同盟国的高级统帅部都认为在比利时北部正面冲突是比较安全，而不愿意采取冒险的行动。在德国方面为不愿采取A 集团军群的计划。
在盟军方面为未能避免在比利时交战，而集中全力打击德军的南侧面。 此时又发生了一个事件，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足以促使德国当局对于其作战计划作根本上的改变，而采取了A 集团军群的建议。 第7 空降师的作战科长意外的迫降在比利时的境内，于是使第1 空军集团军的作战命令中至少有一部分落入了比利时人的手中。于是应该假定西方国家，透过比利时的关系，是可以知道德国现有作战计划的内容了。 事实上，这个不幸事件却并不曾使作战计划发生任何的改变，虽然也许在以后足以使希特勒和陆军总部更易于接受A 集团军群的建议。因为1 月25日，在拜德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 ，曾经举行过一个指挥官会议，AB两集团军群和所属各集团军的指挥官都曾参加。那距离这个不幸事件已经有了相当的时日，可是陆军总部的基本态度还是未有任何的改变。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任务都大致还是像过去一样。
B 集团军群的任务略有扩大，第18集团军现在改为应占领荷兰全境，而不仅只是所谓“荷兰要塞”以外的地区。至于A 集团军群方面，则一切都照旧。虽然我们设法使第2 集团军部移到了我们的地区之内，但它也还是像第14装甲军一样，仍由陆军总部节制。尽管我奉我的指挥官的指示，曾经说明专把第19装甲军一个军从阿登地区中推进，是不一定能保证我们在色当获得成功，因为敌人在马斯河现在是已经集结了相当强大的兵力( 法国第2 集团军) 。可是勃劳希契却还是拒绝把它们交给我们指挥。由此可以证明高级当局的决心并无改变，仍然还是要想等到作战已经进行之后，才再来移动重点。它同时也证明作战命令在比利时的丧失，并不曾改变高级当局的决心。 虽然如此，五天之后根据我们在当时所获得的情报，A 集团军群又向陆军总部提出了新的一个备忘录。我们指明，今后可能有强大的法军兵力——尤其是机械化单位——会投入比利时南部。在这种环境之中，是决不可能希望第19装甲军的单独力量，足以克服这支敌军或强渡马斯河。 2 月7 日，我们在科布仑兹又举行了一次沙盘演习，从这次演习上也可以明白表示出来，若单独使用第19军是大有疑问的。哈尔德将军也出席参观这一次演习，我感觉到他至少最后也已经开始承认我们立场是正确的。 正当此时，我自己的命运却发生了一个突变。1 月27日，我接获通知说我已被任命为第38军的军长，其军部是正要在国内地区中开始成立。伦德斯特上将告诉我，在1 月25日那次会议中，陆军总司令早已把这个决定悄悄告诉他了。其理由是说，现在，一成立任何新的军部，就必须轮到我去接充军长，因为比我资浅的莱因哈特将军(Gen. Reinharht)同时也要升任军长了。从正常的人事程序上来看，这种办法固然是并无错误，但正当大攻势即将发动的前夕，却突然调动一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则似乎是很奇怪的。事实上，那些人事问题的考虑可能都是一种借口，毫无疑问，陆军总部对于我这样一再与他们顶撞，实在是感到厌烦，所以只想找一个机会把我这个厌物送走。 在上述的沙盘演习结束之后( 那还是由我主持的) ，伦德斯特上将就当着所有出席人员的面，向我致谢，表扬我在参谋长任内的功绩。他在这种场合中的措词，是足以深切反映出来那个伟大指挥官的一切慈爱和侠义的风度。此外使我更感到满足的，是我们集团军群中的两位集团军司令，布西将军和李斯特将军还有古德里安将军，对于我的离去也都表示真诚的悲哀和同情。 9 月9 日，我离开科布仑兹前往李格尼兹。 我所信任的同僚，布鲁门提特上校和垂斯考中校，却并不因为我的离去，而就放弃了这个斗争。他们仍然继续努力下去。 我相信，那可能是垂斯考的努力，才说服了他的朋友，希孟德( 希特勒的侍卫长) ，为我找到了一个机会，得以当面把我们的意见向希特勒陈述。 2 月17日，我奉召往柏林，以新任命的军长身份向希特勒报告。一同召见的还有其他的军长，在赐宴的时候，照例也都是希特勒一个人说话，大家不过随声附和而已。他表现出对于技术发明方面具有惊人的知识。 当我们在宴会结束起身告退时，希特勒就命令我随他往他的书房中去，在那里他请我把如何执行西线攻势的个人见解讲述给他听。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或是了解到何种程度。但无论如何，我却发现他了解得非常的快，并且完全同意于我所说的一切。 在这次谈话之后，我就立即把其内容写了一个节略送给A 集团军群总部参考： 当1940年2 月17日，以第38军军长身份向元首报告时，前集团军群参谋长获得了一个机会，把本集团军群对与西线作战的意见，曾向元首直接陈述。他的说明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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