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战犯在思想领域里的保护人却要求扩大不得不服从命令这一辩护理由的适用范围。企图用这一借口为纳粹政权的政府部门和经济部门的全体公务人员进行辩护（希特勒除外，他用自杀逃脱了惩罚）。克尼里姆以纳粹国家的权力集中为依据说：“可以断言，除了军事部门以外，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普遍存在着必须服从上级命令的情况。”所以，他要求绝对“服从保护”，也就是说，凡属执行所有一切犯罪性质的命令，包括纳粹国家的法律在内——从实质上说这些法律也是按照领袖的命令制定的——应该受到保护免受刑罚，除非所执行的命令是属于“非人性的范围”。按照克尼里姆的观点，1941 年12 月4 日颁布的所谓《波兰人刑法法令》并没有超出人性的范围。这项法令规定，在东部合并区，一个波兰人或一个犹太人犯有某种暴力罪行，如果这种行为在纳粹法官眼里是“由于特别恶劣的动机”，或者“由于其他某种原因而显得特别严重”，那么就可以不受其他任何刑法规定的限制而判处死刑。克尼里姆“若无其事”地指出：按照纳粹官方的统计数字，根据这一法令所作的五万三千例判决中，“判处死刑不超过九百例”。只有对1943 年7 月1 日所颁布的另一项法令，即规定上述惨无人道的《波兰人刑法法令》不再适用于犹太人，而把惩治犹太人的不再标明任何罪名的“犯罪事实”直接交给警察处理，也就是说交给党卫队处理，克尼里姆也宣称这超出了人性的范围。纽伦堡法庭的总辩护方面也曾提出过这种理论，显然，这种理论得出的原则结论是：当国家权力集中在某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罪犯身上的情况下，这个国家所犯下的和所唆使犯下的罪行一般地说就不再属于惩办之列。莱比锡国际法学家阿尔青格尔教授正确地指出：“这就是说，法西斯国家的成员所犯下的战争罪行不是战争罪行。”纳粹政权越作恶多端，作为国家行为准则的犯罪活动就越应受到保护而不受惩罚，这种理论是否也出于那种“人性的范围”呢？波拉克明确指出：“这是一个极为简单而又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事实，法庭只有站在民族社会主义的‘法律’一边、站在希特勒的法律立场上才会出现为战犯辩护和撤销纽伦堡法庭的判决。愚蠢的伪造者的阴谋诡计在于，刮去了这一‘法律’上的纳粹的色彩，企图把它说成是‘非政治性的’、‘纯法律意义上的’法。”
而当这种总的“服从命令”的论点帮不了忙的时候，辩护方面又提出了一个新论点——个人正当防卫的辩护理由。他们说，禁令是有的，但是紧急情况是顾不上禁令的。实际情况是，根据一般公认的刑法准则，如果某个人由于人身生命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既不是他自己所造成的，又不是他所愿意承受的，为了将自己从这种威胁中解救出来而非自愿犯下了某种罪行，这种人可以免受惩罚。具体地说，如果纳粹德国的元帅、部长、党的领袖、警察头目和经济界的领导人拒绝执行希特勒的罪恶计划，或者或明或暗地破坏希特勒的罪恶计划，那么难道他们也不会受到处决和被关进集中营的威胁吗？难道他们就不能以个人正当防卫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吗？不断强化的恐怖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在某些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身不由己的局面。所以，为了防止事情向这方面发展，防微杜渐的原则自然是有效的。在审理首要战犯的过程中法庭谴责了战犯，宣告正是这些被告本人织成了法网，他们中间的这一个人或那一个面对着连他们自己也可能感到恐怖的某些后果事实上已经不再可能在不危及生命的情况下逃脱法网的制裁。法庭的这一谴责拒绝了任何正当防卫的辩护理由。
劳特帕赫特认为，个人正当防卫基本上可以作为减刑的理由，但一般地说，对于那些最高级军阶的军官则不在考虑之内。他说：“对于这一些人，根本谈不上什么无法抗拒地、被迫地去服从某项违法的命令的问题，他们完全能够通过拒绝服从而阻碍和防止某一违法命令的执行。”劳特帕赫特还进一步正确地指出：“在高度文明的共同体中，任何司法的原则和法律的原则都不能允许某一个人为了避免个人的痛苦和挽救自己的生命而以——正像我们从许多战犯的案件中所了解到的那样——许许多多他人的生命和他人的巨大痛苦为代价。”甚至连克尼里姆在谈到特别行动队的行动和毒气室谋杀的时候也怀着不安的心情说：“我们感到，在纽伦堡的这次审判中，有许多受到判决的行为不再能以我们传统法规中关于正当防卫的办法来解决了。当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处于既不是他本人所造成的、也不是他自愿承受的实际的危险情况下，他消灭的不是一条人命，而是消灭了成千上万条人命。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能援引正当防卫作为辩护的理由吗？”甚至连克尼里姆竟然也会由于人性的冲动而突然产生这种心平气和的感情。但是，当他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又建议对这些”不幸地牵连进罪责之中的人”——也就是说，对那些残酷杀害了千百万人的凶手——给予赦免的时候，这种心平气和的感情马上又化为乌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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