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是涉及戈林参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压迫和剥削占领区人民的问题，戈林说：“我既不想也没有发动过战争。我尽了一切努力，争取通过谈判避免战争。在战争爆发之后，我尽了一切努力去确保胜利..我信守我所作的一切，但我最坚决地否认说我的行为是受这样一种愿望所驱使：即通过战争去压迫外国人民，消灭他们，掠夺他们或奴役他们，或对他们犯罪，施予暴行。我的唯一动机是对我的民族的炽热之爱，是为我的民族的幸福和自由。为此，我请求万能的主和我的德意志人民为之作证！”
对他的这一呼吁无人予以理睬。法官们坚信戈林参与了纳粹政权的许多丧心病狂罪行。一个月后，国际军事法庭在1946 年9 月30 日和10 月1 日再次开庭，法官劳伦斯勋爵宣读了对戈林的最后判决：
“戈林是进行侵略战争的元凶之一，他经常、几乎是一贯起了推动作用，而且一贯紧跟希特勒行事，所以不存在减刑的可能。他既是政治的、也是军事的首脑。他是奴隶劳工计划负责人，也是制定在国内外镇压犹太人和其他种族计划的元凶。所有这些罪行他都供认不讳。他本人的供词足以证实他的罪行了。这种种罪行是骇人听闻的。根据全部材料，对这样的人根本不能宽有。”
戈林是被叫到审判大厅听取判决书的第一名被告。当审判大厅的同声翻译装置出现故障时，肃静紧张的气氛更为强烈了。法官和被告不得不等待技术人员排除故障。然后，法官劳伦斯勋爵宣判说：“被告赫尔曼·威廉·戈林！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起诉书所确定的你的种种罪行判处你绞刑。”
戈林通过耳机听到这一判决后，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此时，座无虚席的法庭也鸦省无声。戈林把耳机扔到桌上，转过身去，最后一次离开了法庭。“死刑！”他对在下面等着他的盖伯特说。戈林的双手微微抖动，请求让他自己一人耽一会儿，他的双眼流出了泪水。
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戈林一直担心他的妻子和女儿。他被捕后，埃米·戈林也被捕受审，她被准许把女儿埃达留在身边。她一直被关押到1946 年3月。盖伯特博士在她被释放之后曾去看过她。后来还允许她与戈林通信。她被释放的消息使戈林在精神上稍许轻松了一些。自9 月中旬起，埃米·戈林也和其他犯人的妻子一样，可以在最严密的监视下去探望丈夫。当然他们间隔着一道金属栅栏。有一次探望时，她把埃达也带去了，然而这被证明是一次疏忽，因为戈林一见他的小女儿就昏倒在地。直到死，他都同其妻子保持着密切关系。在宣判死刑后，埃米被准许最后一次探望她的丈夫。
戈林曾要求他作为军人应以枪毙处决，不应蒙受绞刑之大辱。他的申请被驳回，戈林因此决定自杀。1946 年10 月15 日晚，他在自己的单间牢房里服了毒药。当看守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头时，戈林已处于垂死挣扎之中了。请来的医生确认他已死去。这样，只好由里宾特洛甫来充当候死队的头目了。戈林的尸体与被绞死者的尸体一起被送去火化，骨灰随风飘散。
戈林是怎样躲过各种搜查而成功地把纳粹头目一向随身携带的毒剂胶囊一直隐藏到临死之前的呢？这个谜直到1967年9月由当年的监狱长美国人安德勒斯上校公布了戈林的诀别书以后才最后解开了。诀别书的日期是1946年10 月11 日。内容是：
“监狱长：
自我被俘以来，我一直把毒剂胶囊带在身边。在我被押解到蒙道尔夫时，我身上共有三粒胶囊。我把第一粒留在我的衣服里，以便它在搜查时可能被发现；第二粒在我每次脱衣时放在衣帽里，穿衣服时再随身带上。我在蒙道尔夫和在这里的单身牢房里巧妙地把这粒胶囊隐藏起来，所以它虽经反复彻底搜查也未被发现。在出庭时我把它藏在我的高统马靴里随身带着。第三粒胶囊现在还在我的手提箱中那个圆形护肤霜盒的护肤膏里。对受命检查我的人都不应为此受到指责，因为事实上不可能找到这粒胶囊的。这也许只是事出偶然吧。
赫尔曼·戈林
写于盖伯特通知我监察委员会拒绝我要求把行刑方式改为枪决的申请之后的片刻。”
第三节希特勒的继承人仅被判处十年徒刑
1945 年4 月30 日，邓尼茨收到了马丁·鲍曼发给他的一封电报：
元首己选择你为继承人，委托状现在途中，你必须采取一切应急措施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随后又收到另一封电报：
元首己死。你的任命已被确认。帝国长官打算今天前往你处，并将情况报告你。
就这样，邓尼茨出任纳粹德国总统。
一个月后，这位“千秋帝国”未任总统就结束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军旅、政治生涯。
1918 年10 月4 日，德国潜蜒“UB68”号巡航在西西里岛附近。艇长在夜间发现了协约国的一个护航船队逼近。潜艇立即浮上水面进行射击。命中了一艘轮船。接着，艇长下达潜水命令，天窗在几秒种之内就关闭了。紧接着，意外的事故发生了..。
潜艇头部沉重，像一块石头似的直向海的深处下沉。水手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不能设法阻止潜艇的下沉，水的压力就会把潜艇压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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