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 年3 月12 日审判的午间休息时，在餐厅里发生了一桩戏剧性的事件：德语讲得很好的吉尔特大夫正在跟里宾特洛甫聊关于希特勒破坏的许多条约，吉尔伯特问道：“里宾特洛甫先生，您相信吗？为什么希特勒竟是这样一位骗子？”
赫斯跳了起来，用直挺挺的步伐和充满着怒火的眼睛威严地走到这个美国人面前，他作了一个立正姿势，稍微欠了一下身子，问道：“博士先生，一位美国军官能容忍一个德国人侮辱他已故的国家元首吗？”
“当然不会。”吉尔伯特答道：“要是他的国家元首不是骗子。”
“那末，我要求您不要对我们的元首作这种评论！”
吉尔伯特语塞了：“我只对你们外交官说。”
赫斯在一刹那间给人的印象是仿佛要找吉尔怕特决斗的样子，后来他突然转身并且坐下来。
对于同希特勒无关的一切事他都记不得了。他抱怨集中力差，使他记不清楚审判过程中的细节。有一天他忽然又忘记所有的事了。他的新的健忘症这回出现同那些令人感动的证人有关，这些证人是灭绝营里的幸存者。在那些日子里，被告中曾出现多起昏厥的事件。前帝国经济部长瓦尔特·冯克还哭了。
这回赫斯的记忆力丧失实际上又是假装吗？或者我们可以把它解释为歇斯底里的逃遁综合症的必然过程。作为发作的逃遁综合症的必然过程，遇到应正视的现实超过患者的承受力时就会发作吗？我们已经看到，假装忘秘、逃遁到忘记中是一种天生的保护性的必然过程。一遇患者不能再承受高度紧张的状况时，它就自然出现。
但毕竟赫斯的记忆力在当时是正常的。罗伯特·M·w·肯普纳博士（当
时是美方起诉人）曾经说过：“我能证明赫斯的记忆力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是正常的。他曾在小纸条上写他的辩护提示交给其他的被告。并举出有关的书籍、文件准确的位置和发现地点。一个具有这样能力的人，可以说是具有卓越的记忆力的。”
无法解释清楚的是1946 年3 月14 日早晨发生的事情：在审判开始前，吉尔伯特博士告诉鲁道夫·赫斯，他过去的导师和朋友卡尔·豪斯霍弗尔教授和他的夫人一起选择了自杀的办法。
没有丝毫情绪激动的迹象，赫斯说，“有一位姓豪斯霍弗尔的人想在这里为我提供证词。但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吉尔伯特想了许多办法，使他记起豪斯霍弗尔来，但都没有奏效。赫斯漠不关心地环视审判大厅，两臂交叉着靠在椅子背上。最后他冷冷他说：“我只希望，我的其他证人不要用自杀的手段来把人置于困难境地。”
一个记忆力未受损害的人，在听到他的最好朋友的死讯时能够做戏似地假装记忆力丧失，要不真的是神经错乱，或者至少说情感有毛病，因为他没露出丝毫动感情的痕迹。
吉尔伯特最后问他：他是否能回忆起他在开始审判时声称自己的记忆力已经恢复正常，并且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一时的事。赫斯心不在焉地摇了摇头。吉尔伯特写道：“他又忘记了，忘记到把已忘记的东西再忘记的程度。”
在此事14 天以后，赫斯给他妻子写了一封十分清楚和有条理的信。信中谈到他对儿子将来的教育所作的考虑，在信的末尾他拿自己的官方通讯地址取笑说：“鲁道夫·赫斯，纽伦堡，‘军事战犯’监狱，VVVVVV。”
当律师赛德尔博士开始辩护时，赫斯为了陈述自己的事情，放弃为他提供证明材料。他的假释的保人——有前斯图加特市长施特勒林博士、恩斯特·威廉·博勒和赫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试图为他开脱罪责，否认赫斯领导下的纳粹党的国外组织是从事“第五纵队”的。第二天赫斯就忘记谁曾为他作证过了。
当3 月25 日赛德尔博士试图用一颗“法律的原子弹”对法庭的权威性提出怀疑时，赫斯漠不关心地坐在那儿。一个美国军官给赛德尔一份文件的抄本，它可能使整个纽伦堡审判告吹：这是1939 年8 月德一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外交协定的文本。在这份外交协定中确定了德苏瓜分波兰的分界线，里宾特洛甫曾就这份文件抄本的主要内容作过证。赛德尔还从弗里德里希·高斯（前纳粹外交部派驻苏联的大使，曾参加德苏友好条约的谈判）在那儿取得一份有关的证词。
赛德尔博士未获准读这份文件。主席决定，应先将文件从英文本翻译成俄文，并汇编进法庭官方的文件集中。赛德尔博士也不肯回答这份文件从何而来的询问。因此，这份文件被当作“材料来源可疑”而被拒绝了。同理，法庭也拒绝了这位能争辩的律师的请求，邀请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到法庭作证。
现在，那份秘密的外交协定的存在已经通过历史研究证实了。当时，那份未被批准的文件抄本曾使（至少说在短暂的时间里）苏联的起诉代表团陷于痛苦的窘境。
罗伯特·M·w·肯普纳博士曾说过：“实际情况是，赛德尔博士拿那份文件来为鲁道夫·赫斯辩护，虽然是这位律师的良好愿望，但对这位被告来说，不仅毫无益处，而且还可能有害，这就可能给这位被告造成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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