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对待当时的副元首（当希特勒袭击苏联时，他已经不在德国了）的态度如此僵硬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苏联人对赫斯飞英的看法，同其他国家对这问题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不是把赫斯看成自称的和平人道的传教士，而是当作一个希特勒蓄意放出去从苏联背后进行侵略，也许还是企图争取英国共同作战的同盟者。
赫斯在英国居留多久，斯大林的怀疑就有多长。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对丘吉尔都是怀疑态度，也许英国人实际上在同赫斯谈判吧？他这样想，也许英德双方在扮演一出双簧戏？
当赫斯从前的副官卡尔海因茨·平奇1944 年在东线被捕，而且苏联人已查出他过去的职务时，他被接连审查了几星期之久。关于他的上司去英国的使命他知道些什么？去英国究竟为的什么？平奇连那些各地都已经知道的事情都不知道，苏联人根本就不相信。他们对他严刑拷打，每天斩断他一根手
指。接连斩了十天。
鲁道夫·赫斯没有苏联的赞成票能释放吗？理论上说是可以的。如果其他三国中有一个从共同管理委员会撤回，那么监狱本身就会按原来的章程解散。在这种情况下，囚犯就会解递回他原来管辖的国家。即押回英国，在那儿，他有可能被释放。
如果同意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释放施潘道这位最后的囚犯，西方三国政府显然又害怕因为阿道夫·希特勒从前的副元首而招致跟苏联之间处于严峻的危机状态。他们也不愿意因为赫斯之故去破坏一项国际协定。英国政府通过外交部国务大臣查尔方特勋明确地表示过：“没有苏联人同意，通过单方面的行动释放赫斯，将要承担破坏一项国际协定的责任，英王陛下的政府考虑扯进这种行动里去。”
从1967 年起，组成一个“援救赫斯行动委员会”。发起的第一个行动是，征集了800 名德国的著名人物的签名，呼吁释放最后一名施潘道囚犯，特别是他自1966 年10 月以来就必须通过单独关押，忍受纽伦堡的判决中未确定的加重判刑。这种加重判刑是监管当局连对任何判处无期徒刑的大屠杀的杀人凶手也没有如此苛求的。参加签名者中有：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他是纽伦堡审判时英国方面的首席起诉人；科学家哈恩教授和海森贝格教授、尼默勒牧师、让·阿努伊、塞夫顿·德尔默、州主教利尔耶博士、奥托·冯·哈布斯堡、历史学家戈林·曼和利物浦的罗素爵士（没有人可以责备他对德国的态度）等等。这里仅举出一小部分。
美国科学家朱利叶斯·爱泼斯坦（一个犹太人）在美国和加拿大发起一次运动，在无数报刊上的文章里和在跟苏联总理柯西金的通信中，他指出：继续延长对鲁道夫·赫斯的监禁是违反人权的。
在英国，除其他报刊外，《每日邮报》和《卫报》特别为释放这名施潘道最后的囚犯说话。早在1965 年，著名记者和评论员伯纳德·莱文（也是犹太人）就在《每日邮报》上呼吁释放鲁道夫·赫斯。
为结束监禁，聘请的辩护人之一是伦敦的著名律师和保守党议员艾雷·尼夫。这位艾雷·尼夫在纽伦堡审判时曾以法庭官员身份向赫斯递交起诉书。尼夫在苏联人坚持拒绝释放赫斯的情况下，为谋求下面的妥协而辩护：赫斯可以在西方三国负责监管施潘道的三个月，交保与其家人同住，而在“苏联执勤的”月份里，他的家属再把他交回施潘道监狱。假如苏联人不准许赫斯在联邦德国内飞行，可以让他的家属在柏林为他安排专门的住宅。根据这个设想，又产生了其他的一些建议，如果赫斯长期软禁在阿尔戈地区的兴德朗市，住在他妻子的住宅里，人可以散步，但不允许离开当地。这个建议的障碍在于：有关这个病人的病状和治疗问题，都必须取得四个监督国的一致意见。而且，就连这样建议苏联人的答复是“不行！”。
这些重要人物（其中包括许多是公开反纳粹的；也有些是在第三帝国统治下在德国和欧洲亲身受过纳粹严重迫害的人，他们都允许让这位希特勒的副元首在自由的环境中度过他的余生）参加签名的事实曾导致许多同情纳粹的人极端罕见的误解：他们说这些重要人物之所以愿意签名是因为他们认为鲁道夫·赫斯是一个不能正确辨认问题的好人和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是一个替罪羊。他是由于专横霸道的、报复性的判决才被关押起来的。
产生这些误解的原因在于无法形容的妄自尊大和心胸狭隘的自认为公道。这些特点在许多当年的纳粹领导人的谈话中还经常暴露到今人吃惊的程
度。约阿希姆·费斯特把这种态度视为：“这是面对自己的麻烦事感到痛苦，与几百万受纳粹迫害的无辜的牺牲者相比，在道义上完全遭到反对情况的人的共同特征。”这些隐藏的纳粹分子公然把纯粹的人道和公正的动机跟对“副元首”的友好同情和赞赏混同起来。
尽管应该尊重伊尔莎·赫斯夫人的感情，但从下面这段她的谈话中，千百万德国人肯定能发现她那沮丧的情绪里也包含着高做自满：“我们时代的许多男人有权要求得到承认，..我的丈夫坚定不移的态度——纽伦堡审判直到他谢世为止——将在德意志人民心灵中永存。总有一天会有人为他辩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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