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受到不冷不热的欢迎，因为与会者并不十分明白（或者不想明白）他心底里的打算。此外，与会者中有希姆莱的朋友，鲍曼不愿意在他们面前说碍太明白。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休会。
第二次会议于8 月10 日在斯特拉斯堡“红舍”饭店举行。这次，鲍曼全盘端出了他的计划：
“现在无需排除这种可能性，即从现在起到明年，我们必须秘密资助国社党。因此，从现在开始应当具体研究党在非法化以后能够支配的财力问题。”
后来获得这次会议文件的西蒙·维森塔尔认为，这次斯特拉斯堡会议非同一般。“逃亡网”的资金问题可能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的。鲍曼毫不犹豫地离开大本营前往参加，可见他对会议是十分重视的。然而会议的规模没有这位帝国长官所期望的那样大，因为军备部长阿·施佩尔在同时召开另一个会议。前往斯特拉斯堡参加会议的只有一些次要人物。他们当中有罗赫林、克虏伯、梅塞尔一施料特、林茨的戈林韦克等公司的代表及战争部和武器装备部的代表。
会议主席、赫尔曼斯道夫公司的沙伊德博士说：“德国工业必须为战后的经济复兴作准备。因此，所有企业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利益加强与外国公司的接触，但不要引起外界注意。”
这席话正合马丁·鲍曼的心愿。他决心采取措施不使国社党对德国工业的投资、技术专利和新式武器设计图落入盟军之手。事实上，鲍曼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足够的重视。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斯特拉斯堡会议以后，确有大量资本以贸易为幌子转移到“可靠国家”或存在了瑞士受秘密保护的银行帐户头上。1946 年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披露，在全世界有750 家由德国人投资并由德国人开办的新公司：瑞士有224 家，西班牙有112 家，阿根廷有98 家，葡萄牙有58 家，上耳其有35 家，其他国家有233 家。
会议一结束，鲍曼便去贝希特斯加登接他的妻子格塔并与她一起去蒂罗尔。无论是希特勒还是盖世太保，都不知道他的这次旅行。旅行期间，这位帝国长官似乎已准备了他的后路。
旅途中，鲍曼化名马克斯·缨勒，他在斯特津和托伯拉克参观了几个先前人人向他报告过的偏僻的农场。
在默兰，他见到了刚从兰米返回的罗夫，向他介绍了斯特拉斯堡会议的情况。罗夫、鲍曼及其妻子在默兰一家提供膳食的小公寓下榻。罗夫当时已受到盟军谍报部门的监视，被一名英国特工人员认出（但他竟然没有认出罗夫的同伴）。
这位特工人员获悉，就在这两人在默兰投宿的那天夜里，默兰城的一个教堂里曾出现过奇怪的灯光。第二天他去教堂侦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两天以后，“缪勒”启程去博岑，罗夫返回米兰。
1967 年默兰市修理这座教堂时，发现管风琴里藏着价值6600 万马克的
伪造英镑。
1945 年初，瓦尔特·罗夫曾几次前往南蒂罗尔，其目的从未向保安处领导汇报过。毫无疑问，他是根据鲍曼的指示，在几个精心选择的逃亡站上建立“储备金库”。战后，有人在该地区发现几个装着伪造英镑的小铁盒。
1945 年那可怕的血腥的4 月终于以轴心国的失败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
4 月24 日凌晨，墨索里尼得知博尔马和波洛尼亚失陷的消息，同时还收到了最后一封电报。希特勒告诉他苏联人刚刚打进柏林。墨索里尼光着脑袋，脸色腊黄，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惊恐、沮丧。
“宁可死，也不能忍受这种耻辱。”墨索里尼说，“我唯一的希望是不作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俘虏。我宁可忍受一切，即便是死。”
他的寿命只有三天了。
据悉，民族解放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政令：所有的法西斯头目，一旦验明身份，可以不经审讯就地正法。
4 月29 日，第十集团军最高指挥部和C 军决定投降，投降书由赫尔将军和冯·维丁霍夫将军在卡塞塔签署。前一天，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克拉蕾塔·贝塔西在科梅湖边被游击队处死。他们的尸体被倒吊在米兰罗尔多广场的一个角落里。
在临时陪都米兰，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人心惶惶。解放委员会的公报一个接着一个。那些平日作恶多端的军官和士兵四处逃窜，如同丧家之犬。
5 月2 日，瓦尔特·罗夫改变身份，他脱去军装，化名卡尔罗·孔恃，带着假护照，决定采取他惯常的大胆行动，与游击队进行接触。
诚然，罗夫不能两手空空去谈判。他有法西斯党的档案。他的部下对这些档案进行了认真的分选和研究。最重要的材料于4 月底装上一辆卡车运到离米兰80 公里的格迪，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由于休达神父的帮助，5 月初，罗夫终于会见了当地一位名叫吕沃米的游击队领导人。
“档案在我手里，”罗夫告诉他说：“它包括法西斯党的工作报告、党员名单，及其特工人员的真名和化名。这些档案是要卖的。但是，假如你们逮捕我，你们永远也不会找到它。”
“那你要求以什么作为交换条件呢？”吕沃米问道。“让我自由行动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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