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逃亡分子住在靠近维亚德拉尼马的一座小楼里。他们在这里呆了半个月，生活十分清苦，早晨6 点起床，不能外出，没有报纸。几乎每天都有两名教士轮番对他们盘问。
“您认识缪勒吗？”一天，一位教士问凯斯登，“就是那个海因里希·缪勒？”
“盖世太保头子吗？我和他见过两三次面。”凯斯登回答。
“这里有一张表，请把您知道的情况全部写上。”
凯斯登和霍肯海梅尔从罗马来到波洛尼亚，在慈善组织总部领取了假护照，尔后前往威尼斯。在安东尼约牧师的帮助下，他们与即将带领他们离开意大利的人接上关系，这是一位伊拉克外交官，名叫阿萨尔·海卡尔（化名），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一次不平凡的旅行开始了。这两个德国人和海卡尔登上伊拉克前总理拉希德·盖拉尼乘坐的轮船。般在雅典停靠，启航后在塞浦路斯海面遭到狂风的袭击，最后抵达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
第二天，凯斯登和他的同伴乘汽车到达大马士革。他们的联系人地址是乔治·哈塔特街22 号。这里住的是一位法国人，名叫科林。科林原是一名维希分子，1941 年当戴高乐部队进攻叙利亚时，他在邓茨将军麾下任职。
科林对他们说：“你们好像是为阿拉伯解放运动服务。现在时机极好。与以色列的战争将随时可能爆发。”
“但战争不会打多久的。”
“不要这样认为！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查·巴沙说，不久将看到像蒙古人和十字军那样屠杀。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相信我的话吧，巴勒斯坦问题仅仅是开头。”
“那该怎么办？”
“阿拉伯国家正想招聘欧洲政治顾问和军事教官。几位前保安处领导人已开始为他们工作，其他人在帮助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建立民族警卫队。你们有的是工作可做。考虑考虑吧。”
1947 年11 月30 日，阿拉伯联盟宣布反对建立犹太国。从谋杀发展到小规模冲突，最后战争终于爆发了，自英国人撤退后，八万阿拉伯人（其中四万埃及人，二万一千伊拉克人和八千叙利亚人）与五万耶路撤冷穆夫提国民警卫队的巴勒斯坦人联合发起全面进攻。
凯斯登和霍肯海梅尔成了叙利亚军人的教官。他们驻守在南部边界豪兰以西的德拉，时刻注视着冲突的发展。
但是，复仇失败了。1948 年5 月14 日犹太复活节，在英国托管期满之前，戴维·本·古里荣宣布以色列国独立。
1949 年初，凯斯登收到一份科林的电报：
盟国搜查纳粹罪犯委员会告知英国最高指挥部，叙利亚部队里雇有前纳粹军官。已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估计大马士革政府将屈从于压力。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凯斯登和霍肯海梅尔回到大马士革。乔治·哈塔特街科林办公室依然在办公，但气氛变得沉闷了。有人劝他们自谋生活。一天晚上，一个匿名电话警告科林说，他已被监视。
“我们政府中的朋友不能再干预了。我们的游戏该收场了！”那人解释说。
从第二天开始，过境中心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务代办处。带着假身份证途经叙利亚的德国人各奔前程。他们抽签决定各自的去向，约旦、伊拉克或黎巴嫩。
这两名罗夫的助手带着阿萨尔·海卡尔的地址前往巴格达。那位伊拉克外交官曾在威尼斯与他们相识。当他们来到他家时，海卡尔外出未归。但他的妻子知道来客的身份。她劝他们离开伊拉克。她说，伊拉克也越来越不安全了。凯斯登同意离开。但疲惫不堪的霍肯海梅尔却犹豫不决。
两天后，当他们取得离境签证时，霍肯海梅尔决定独自一人碰碰运气。此人后来沓无音讯。凯斯登从开罗、马赛、马拉加和丹吉尔辗转到摩洛哥的得土安。
在得土安，他与几个在意大利时通过罗夫认识的纳粹党党员重逢，感到十分诧异。他们与哈迪博士和“里弗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保持着联系。
早在1943 年，当罗夫作为保安处驻北非代表时，他就曾打算解救流亡在留尼汪岛的阿卜德·克里姆，把他扶上在德国人控制下的摩洛哥国王宝座。由于西班牙反对，也由于这位领导人的最后支持者背离了他，这一计划后来告吹了。罗夫对北非解放运动始终抱有同情态度。他常常说：“德国人和阿拉伯人生来和睦相处。我们有共同的敌人：英美、犹太复国主义和全世界的犹太人。”因而，当“罗马之路”被迫停止活动后，罗夫便决定退到北非。
1946 年夏末，一批法西斯分子经劝谑性地审讯后，在特雷维索、乌迪内和贝卢诺（死三角）被处决。消息传出后，事情开始变糟。
隐藏在该地区的法西斯分子有十万之多，他们中还有博尔赫斯亲王的“黑色旅”成员。在此之前，当地治安部门已开始处决他们。然而，大批处决法西斯分子是根据罗夫向游击队提供的档案进行的。
与此同时，工作条件也越来越困难。教士不愿再充当保护人。在教上们的压力下，宗教界对他们的要求愈来愈苛刻。游击队由于基本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文件，便不肯继续“合作”。两个保安处成员在米兰中心被捕，而罗夫再也无力使他们获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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