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徳里希为什么如此仇恨自己呢?因为他的祖先里有犹太人。
这点海德里希心里当然明白，他在加入纳粹党以前那段时间里，这点事无关紧要。他曾非常坦诚地对希姆莱说：“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本人也受过天主教的洗礼，定期去教堂做祈祷。当过教堂的副弥撒和童声唱诗班成员。我已经超脱了犹太家庭。”
希姆莱听后立即派人着手调查，事实真相并不复杂，很快就查明，海德里希的祖母萨拉·毛赤同祖父卡尔·尤利乌斯·海徳里希结婚时，从犹太教改信天主教。海德里希的祖父因患肺结核早逝，去世前不久萨拉生下厂布鲁诺，即海德里希的父亲。
萨拉后来与古斯塔夫·罗伯特·休斯结婚。
海徳里希的犹太血统不是出自继祖父，而是出自祖母。
希姆莱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向希特勒做了汇报。奇怪的是，一向主张反犹的希特勒却表示，让海徳里希继续留任保安处头子。
海德里希的上帝就是为取得权力的权力，在他的身上体现了赤裸裸的政治手腕工艺学，体现了海徳里希以此获得“怀疑一切”的绰号的那种统治者的怪症，但他并不厌恶犹太人。
国家社会主义统治者们相互间的权力争斗，使海德里希和他的全国领袖希姆莱较快地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速度之快完全出乎两人的预料。弱小的国家改革派威廉·弗立克在同戈林的普鲁士分离主义进行争夺中，普台士的警察领导大权落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手中。
戈林所以要把秘密警察交给希姆莱，是想跟党卫队结为同盟，以此换取党卫队支持他对冲锋队头子进行血腥的清算。
1933年4月底， 希姆莱控制了普鲁士的警察大权，担任副头子兼督察员。海德里希作为副头子的代表负责领导秘密警察处。
他们同时还扩大了在党内的权力基础。
海德里希于6月9日规定：即日起，除党卫队全国领袖保安处外，不许再出现任何党的情报和谍报机构，也不许搞名为国外情报组织、实则插手外交的机构。
海德里希清楚地看到，就他的组织的人数而言，还搭不起一支新警察队伍的架子。1933年秋，保安处仅有一百名工作人员，驻外地机构的人数更是少得可怜。他认为，现在我们再也不需要党了，它已经开辟了取得政权的道路，完成了它的历史作用。现在应该是党卫队打入警察，并和警察建立一个新组织。
希姆莱完全赞同海德里希的主张。他委托海德里希着手在秘密警察处的最高层将德国各邦警察合并，贴上党卫队的标志。海德里希计划把那些富有经验的警察干部改造成忠于政权并且只是薄施一层褐色油彩以资点缀的实权入物，供领袖专政的种种任务支配。
对实用主义者海德里希来说，他不在乎信仰是否坚定，而是首先强调业务能力。
海德里希依靠他的新僚属巩固未来的统治机器的核心，也就是那个被人提起就感到毛骨悚然的庞然大物--秘密警察（盖世太保）。
海德里希有意识地扩大秘密警察那种威风凛凛的名声，因为只有无所不知和毫不留情地出击的名声，才能使秘密警察印上领袖专政最强大的威慑性武器的标志，并遏制任何可能存在的反对政权的行动。
海德里希主张绝对完善的监视论，在全国建立起完整的监视网，把八千万德国人民罩在这张无形的大网之中。后来，这张网几乎覆盖整个欧洲。
过去，戈林使他的部属感到，国家敌人主要就是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海德里希却为秘密警察关于谁是国家的敌人带来了明确的新概念。他说：“今天的国家敌人是一切蓄意反对人民、党和国家及其世界观基础和政治行动的人。”
海德里希和他的同燎们绞尽脑汁，设计出一套表格和卡片索引系统，用来记录每个可能的政权敌人。 柏林秘密警察处及其在外省的分局都建立了所谓的A部卡片索引，分为三类登记着秘密警察心目中所有的政权敌人。
A部一类， 索引卡左上角用红色检字器标出记号。属于这一类的是已经着手采取各种秘密措施，准备进行一次普通动员予以逮捕的政权敌人；
A部二类，印有蓝色检字器标志，是准备采取公开发布通令予以逮捕的敌人，
A部三类， 带有绿色检字器记号，是尚未构成安全威胁的公民。但海德里希认为，这类人物，在严重困难考验的时刻，将是非常危险的，故需要考虑予以逮捕或重点进行监视。
海德里希的秘密警察善于用颜色对它要打击的对象，做出细微区别的标志。卡片右上角另有一个检字器记号，用来表示不同的国家敌人。
深红色记号指共产党分子；
浅红色指马克思主义者；
褐色指暗杀分子；
紫色指不满分子。
每年4月1日和10月1日，必须由专人审查颜色标志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
后来，德国边境也纳入秘密警察的控制范围。他们在德国边境上布下了一道铁幕。
为了确保任何外逃者都无法避开秘密警察的眼睛，海德里希及其同僚们苦心孤诣地设计出一套侦缉系统。
海德里希的侦缉系统，既有地方侦缉这方面，又有国家警察侦缉。在这方面，对敌人也以颜色做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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