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林在昔鲁士建立他的盖世太保时，希姆莱的眼睛也盯着秘密警察这块肥肉。１９３３年３月，希姬莱放任命为慕尼黑警察局长，一个月以后成为整个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领导人。于是他有了向建立全国警察的目标进军的条件。他决心废除旧有的那种警察，建立起一支统一的全国性警察。他要摆脱“各区诸侯”的影响，把警察事务的权力集于他一人之身。党卫队三级小队长贝斯待博士愿为他效劳，并成为他的得力干将。
但是他马上便感到力不从心了。普鲁士总理戈林率领他的警察队伍固守自己的地盘，对他这个侵占者虎视眈眈，使他难以在德国一半以上的地区插手。两个野心家都攀握着一部分警察，都欲吞掉对方，一场争夺全德国警察领导权的斗争开始了。
戈林碰到的第一个对手是他意想不到的。１９３３年春，戈林号召警察和称之为“辅助警察”的冲锋队人员“采用最为严厉的手段对付敌视国家的组织活动……如有必要，不借使用武器。”他指手划脚地对冲锋队员嚷道：“在这一点上我不讲什么公正，我的任务只是处死和斩草除根，别无其他!”
遗憾的是，这位普鲁士总督低估了冲锋队这个由罪犯、流氓、无政府主义者、流氓无产者和社会渣滓装满的垃圾箱的破坏力。冲锋队有了上方宝剑，便横行于大街小巷。他们对被捕者滥施刑罚，百般折磨。仅拍林一个城市，便设立了五十个集中营。在帕佩将军街、康德衔、德黑曼街、菲斯滕费尔街的各处防空洞中，冲锋队员们狠狠毒打被捕的人。恐怖随即波及到其他地区。普鲁士转眼之间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戈林的初哀是利用冲锋队，然而他自己却被冲锋队包围起来。令他警惕的是各地很大一批警察局长也时髦地穿上了褐色衫，局长们的身边坐着春风得意的冲锋队顾问。局势已经失控，戈林意识到，他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狄尔斯见局势不妙，便建议对冲锋队采取行动。戈林对此模棱两可，冲锋队的过火行动是在他的鼓励下干的，不遏制冲锋队的势力又危及他的地位，对此，他莫衷一是。狄尔斯未等主子首肯，便抢先行动了。
他调来一批警察，包围了德黑曼街10号纳粹党柏林区党部四楼私设的刑房，在四周架上机关枪，迫使冲锋队交出了被抓定的人。这些受害者被关在狭长的柜子里，成天站立着，逼迫他们招供。所谓审讯就是反复地拷打。十几名冲锋队员分成几批，轮番上阵，让受害者饱尝铁条、橡皮棍和皮鞭的酷刑。他们躺在烂草堆上，浑身伤口已经化脓，饿得只有一口气了。
狄尔斯到此并没有罢手，他派出全部人马，开始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搜寻冲锋队的据点，然后把它们取缔。到了５月底，普鲁士冲锋队的集中营几乎绝迹。冲锋队给秘密警察带来的威胁消失了。在反冲锋队的同时，狄尔斯同他的主子戈林共同认识到，真正威胁他们地位的人是希姆莱和他的黑色集团。狄尔斯说：“党卫队行将出击，他们比明火执仗的冲锋队更为居心叵测、老谋深算。”
在党卫队中，有戈林的人，也有希姆莱的人。普鲁士警察头子、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吕格虽然没有加入希姆莱阵营，但戈林还是不放心，派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另外的两个重要人物是刑事参议阿图尔·奈比和秘密警察陪审官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奈比的野心大到对人毫不隐瞒的程度，他的名言是：“没有信念，只有权力。”吉斯维乌斯有向上司打小报告的嗜好，他鼓励奈比向狄尔斯挑战。二人利用狄尔斯对各种势力的圆滑态度，控告他可能是暗藏的共产党人，并劝说希姆莱的竞争者达吕格相信这个推断。看上去头圆简单的达吕格却十分清醒，他对他们说：“你们难道还想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吗？”事实上，奈比和吉斯绍乌斯早已和希姆莱挂上了钩，成了引虎进门之人。
在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向希特勒呈请将党卫队保安处机关从慕尼黑迁往柏林的同时，达吕格的部下赫伯特·帕克布施带领一队党卫队员冲进了狄尔斯的私宅。狄尔斯大太被关在卧室中，帕克布随对室内进行搜查，试图找出他反对党卫队的证据。狄尔斯太大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偷偷打电话给丈夫。几分钟之后，狄尔斯带领一队临时找来的动物园警察坐车赶到了家里。帕克布施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被解除了武装，抓了起来。
帕克布施被关了起来， 达吕格只好出场了。 他向戈林求情，说帕克布施只是“缺乏纪律性”，而狄尔斯反对柏林党卫队才是大问题。谎言重复一百次就成了真理，戈林虽然不相信狄尔斯是暗藏的共产党人，但起码是个不得力和招惹是非的家伙。他下令释放了帕克布施，并于几星期后派人包围了狄尔斯的机关。狄尔斯大惊失色，慌忙逃往波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在那里静观局势的变化。
戈林对狄尔斯的态度，暂时平息了党卫队的攻击，希姆莱多少得到一点面子，两家的关系又转好了。狄尔斯博士见风干浪静，便返回柏林，并荣耀地担任了党卫队的旗队长。在他的人事档案上有如下的评价：此人圆滑，不坦率，自私自利。
希姆莱对戈林的第二次夺权所采取的行动只是在秘密警察处安插了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的代表，这个突破口太小，显得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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