瑙约克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中断了正在进行的广播。他掏出波兰语讲稿，大声宣读起来。他相信，这通篇都是波兰发出战争叫嚣和辱骂德国的言词一定会收到预定的效果。四分钟后，这个小队离开了电台，门口丢下一具从缪勒那里领来的死囚。
与此同时，在另外两个地方，伪装的波兰军队和游击队也向德军发动了“进攻”。看上去，这一切都和真的一样。
德国人民震惊，国际舆论大哗，纳粹德国成了受害者，这就是希特勒要的最佳效果。受害者是有权反抗的，德国军队冲进波兰领土去寻找公道了。当坦克碾压着波兰的土地时，当党卫队杀害手无寸铁的边民时，第三帝国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人民观察家报》登出了大字标题文章：“波兰暴徒越境进犯德国”。报道说，格荣维茨事件“明明白白是波兰游击队全面进犯德国领土的信号”。《黑色团》报报道：“在边界地区执勤的保安督察分队奋起迎击入侵者。到目前为止，战斗仍在继续。”
德国外交部也照会各国使馆、领事馆。“悲愤”地通报这一不幸的消息。
中央刑事警察处处长阿图尔·奈比，煞有介事地率领一个调查组亲临防现场，并写了详细报告。为了便于各中立国家的客人们观看。他还命令制作了一座电动的边界事件示意模型。然而真正从心里相信波兰会主动进攻德国的人能有几个呢？谁也不会相信一个弱小的国家会去碰一个早已磨刀霍霍的军事强国。借口就是借口，海德里希及他的主子不过是演了一场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把戏。
虚构的边界事件，标志着党卫队和秘密警察已经渗透到外交领域，已成了德国强权外交的别动队，预示着党卫队将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支拄。
嫁祸英国谍报机关的边境绑架事件。
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在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２６日宣布，同意保安处可利用德国驻外大使馆和公使馆以抵护它在国外的活动，给保安处派在各个国家的情报负责人以外交人员地位，称为警务随员。这样，间谍们就有了合法外衣的保护，并有外交豁免权，行动起来要自由得多。
不久，保安处便计划在德国和荷兰边境上进行一场最大的绑架活动。保安处领袖施伦堡不是自己心血来潮，而是奉希姆莱之命，在中立国的荷兰同情报强手英国谍报局玩一场间谍游戏。这样就可以摸清英国情报机关的工作方法，摸清荷英两国情报机关是如何合作的，以及外国同德国国内反对派的关系。在荷兰已经有了德国谍报机关的卧底之人，他就是德国流亡者弗兰茨博士，代号为Ｆ４７９的保安处间谍。他同英国情报人员很熟，是英国谍报局驻荷兰代表潘思·贝斯特上尉的朋友。这位英国人对德国陆军将领中的反希特勒派有着特别的兴趣。Ｆ４７９便投其所好，答应为其提供情报。
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处通过弗兰茨，将可以乱真的假情报送给这位英国上尉，以便得到信任。这时的施伦堡变成了最高统帅部运输部门的夏梅尔上尉，戴着夹鼻镜，经Ｆ４７９介绍，与这位英国上尉见了面。贝斯特知道他熟知德国国内反对派的许多重要机密，这也正是他最想知道的。
英国人用自己的别克牌轿车，把施伦堡——夏梅尔上尉送到荷兰城市阿纳姆，那里等侯着英国谍报官斯蒂芬斯少校和荷兰参谋本部的一个军衔不清的军官。三个外国人坐在一起，滔滔不绝，互相之间都很感兴越。施伦堡——夏拇尔上尉自称是某某将军的心腹，而这位将军正在计划和同僚们发动一场政变，扔掉希特勒。贝斯特上尉表示，愿意帮助这些将军。第一次会见极为愉快，决定在１０月３０日双方再次商谈。
施伦堡二进荷兰时，突然被边防站扣留，他的护照被收缴。他没有紧张，知道这大概是怎么回事。荷兰军官克洛普以情报人员的职业习惯，再—次审查这个德国合作者。他仔细地检查了施伦堡的护照后，方深信不疑。他们交给他一部发报机，用来进行紧急联系，呼号是ＯＮ４。
经过两次交往，施伦堡探知，这两个人确实掌握着许多重要情报。海德里希得知后，便决定将这两个人从荷兰绑架到德国来。
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知道后，心怀疑虑，生怕惹出外交事端。他让属下向希特勒订报告，反对这种做法。希特勒非常宠爱他的保安处，对这种指责大发雷霆。这位见风使舵的外交部长立刻把责任推给别人，他结结巴巴地对希特勒解释道：“我的领袖，我本来也是这样想的，只怪外交部的一些官僚和法学家们的脑筋太不开窍了。”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８日，纽伦堡警察局长马丁截住了刚从慕尼黑开来的希特勒和希姆莱乘坐的专列。马丁报告说：领袖在慕尼黑发表一年一度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演说之后几分钟，老战士集会的会场发生了一起行刺事件，大厅的绷顶被炸毁，炸死了约十至十二名党员，凶手在逃。
希特勒灵机一动，这是嫁祸于人的好机会。他对希姆莱说道：“这一定是英国情报机关干的，策划人是斯蒂芬斯和贝斯特。”希姆至立刻领悟了最高领袖的意图，打电话向中央保安局报警，接着又说出了一个电话号码，叫接杜塞尔多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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