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２年８月，这个小组的一百多个成员被盖世太保逮捕。盖世太保在审讯中的残忍令人难以想象，被捕者大部分被绞死。
鲍姆领导的完全由犹太人组成的小组，在柏林焚毁了挑衅性的“苏维埃天堂”展览。由于小组中出了叛徒，盖世太保逮捕了这个小组的所有成员。十八名年龄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的青年被绞死。此外，还有大量的犹太人被作为人质枪毙。
盖世太保在１９４４年破获了德国国内最大的抵抗小组——由共产党员泽夫科夫·贝斯特莱因和雅各布领导的小组。
泽夫科夫小组通过社会民主党人尤利乌斯·勒伯尔同“七·二Ｏ事件”的人取得联系。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共同打击希特勒，而决不像那些陆军将领那样是想建立一个军政权，保护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建立一个民主制度的国家。
在盖世太保狗一样的嗅觉下，这个小组的成员全部落入魔掌。他们的判决书上写道：
泽夫科夫、雅各布和贝斯特莱因都是共产党的老干部。他们对我们的国家和元首充满了刻骨仇很，甚至在开庭审讯时，也对此直言不讳。他们是不堪教育、不可教药的人。在战争的第五个年度里，他们又使德国共产党有了很大的发展，并试图瓦解国防军，给国家带来严重危害。
纳粹密探在慕尼黑大学发现了一个名为“白玫瑰”的抵抗小组。这个小组油印和散发缪恩斯特主教、加仑伯爵的小册子和从席勒论文《卢库尔戈斯的立法和校伦》中摘录的几篇文章。
１９４３年初，“白玫瑰”队员开始公开抵抗，大胆地把“打倒希特勒！”的大字标语刷在墙上。他仍向国防军散发传单，呼吁军人的良心和自尊的复苏。海德里希的继任人卡尔登勃鲁纳亲自处理这个案件。
盖世太保立即采取了行动。２月１９日，小组的成员在慕尼黑领导大学生进行了政治集会，盖世太保的一个小头目记下了正从一扇窗户里向外散发传单的一对年轻兄妹的名字。三个大学生被捕了。他们是二十四岁的克里斯朵夫·普勒布斯特、二十五岁的汉斯·舒尔和二十二岁的莎菲·舒尔，经过三天的严刑拷订后他们被处决。
恐怖没有停止。医科大学学生亚历山大·施莫莱尔被捕。盖世太保宣判他死刑，并用大斧砍去他的头颅。
１９３６年，德国发生了许多罢工事件，党卫队经常参与镇压工人罢工。吕塞尔斯海姆工厂的工人因工资过低而举行罢工，厂主立即向党卫队求援。党卫队派出大批队员去镇压，三十七名工人被捕，二百五十名工人被开除。
１９４４年，罢工事件更加多起来。盖世太保在报告中谈到德国工人“每月有二干人次至二干三百人次拒绝干活。这些工人都受到了应有的处罚。”
在整个纳粹统治期间，被司法和军事机构判处死刑的德意志人至少有四万五千名。这里不包括失败前期疯狂的屠杀。被党卫队和冲锋队杀害的人无法确定，它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要高出好几倍。
已处于崩溃的纳粹政权在“七·二Ｏ”事件后，便沉湎于对本民族的大屠杀，仅仅因怀疑一些人具有反法西斯的想法就惨无人道地将全部家庭成员杀绝。他们开始像屠杀犹太人、波兰人和其他异族人那样大肆杀戮了。
据盖世太保报道，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５月，每月最多只发现五百九十份各种反战材料，而１９４１年６月则有三干七百九十份，１０月有一万零二百七十份。１９４１年２月和３月，平均每月有七百五十名反法西斯战士被捕，而６月份则有一千一百六十九人、９月份有一于三百三十七人、１０月份有一千三百零五人落入盖世太保的魔掌。
据纳粹德国司法部的官方统计，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的具体人数为：
１９４０年 三百零六人
１９４１年 一千一百四十六人
１９４２年 三干三百九十三人
１９４３年 五千六百八十四人
１９４４年 五干七百六十四人
在这些数字中，不包括大约两万名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士兵和军官。在这个极为保守的数字中，不包括那些被秘密处死的人。
这种血醒镇压不能不说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希特勒统治的最后阶段，德国没有出现大规摸的反抗和起义。
在德国，绝大多数家庭或亲属都有在政府各部门、党卫队、国防军和各种纳粹组织工作的人。而纳粹主义的毒素无时不刻不在影响着每一个男女老幼的思想。作为第三帝国统治的支住，党卫队便用它自己的思想和原则不断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德国人民的生活。
党卫队的两条基本原则是种族选择和绝对服从。
“亚利安种族是优等民族”的怪论导致出一系列的错误结论和无数的野蛮行动。
不破不立，若要证明亚利安族是高贵的种族就要有犹太族和其他民族是劣等民族与之陪衬。
希特勒无耻地供认，他的党之所以要利用反犹太主义，目的就在于欺骗人民群众，搞乱他们的思想。当但泽市政委员会在一次谈话中曾问他是否将犹太人灭绝时，希特勒回答说：“不，要是没有了他们，我倒还得把他们再制造出来，重要的是，必须始终存在一个看得见的反对对象，而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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